去年清明节,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的坟前,又有人在祭奠。我不以为然,父亲一辈子爱帮人,他走了,有人来祭奠,很正常呀。母亲解释道,一般亲朋好友去祭奠,我们都知道,就算不说,看看墓前摆些什么,也大致知道是哪家。我摇摇头,父亲帮过的人太多,不一定我们都熟悉。母亲的语气变得急促,这个我知道,可是谁来祭奠,除了香纸蜡烛,就只放几瓶酒的呢?我笑了,父亲一辈子好酒,谁都知道,别人来看他的时候送点酒,很正常呀。母亲焦急起来,正常什么呀,拿着几百块的好酒来,也不拆封,就这么摆着,哪有这么祭奠的呀!
我有些疑惑了,您确定是几百块钱的酒?是的,你父亲留下来那么多酒,我整理的时候,再怎么看也看会了。我不再怀疑母亲,只是想,这人会是谁呢?我又问母亲,问题是,这么贵的酒,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会不会有人拿走?母亲回答说,应该不会,周围老乡们都纯朴得很,祭奠之物他们是断然不会动的,只是觉得我们有点担待不起。我表示同意,这样的酒,我们也不能拿回来呀。母亲说,那当然,怎么能拿回来呢,洒当场了。听到母亲这样回答,我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
自记事起,父亲就与酒划上了等号。当时有八元一瓶的好酒,土瓷瓶装着,一般柜台上是没有的,可以提前订购,也没有说特别难以买到,只是一般人咬不下这个后槽牙。差不多就是小半个月工资,父亲根本不会去碰。而且,酱香型一般人也不习惯这一口,除了特殊需要,不会有人去尝鲜。
时日艰难,一家四口生活不容易,父亲也只会买本地老乡土产的苞谷酒。刚出锅的原酒根本就是一剂毒药,一掀开盖子,满屋子全是刺鼻的味道,别说助什么酒兴了,可能连食欲都会荡然无存。如果不是急就章,他根本不会对此感兴趣。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苞谷酒就是一种极其粗劣的酒液,上不得正席,更谈不上好喝。它唯一的好处就是蒸馏过的酒体,酒精度数够高,那股野马一般的冲劲可以让人迷糊好一阵子。只要手头稍微宽裕一点,大家都会去买乡间小酒坊自酿的高粱酒。
高粱确实是一种神奇的农作物,产量不高,质地粗糙,口感偏硬,还略带苦涩,煮熟后有嚼劲,不易消化,这显然不是一种好的主粮作物。高粱米饭只在书本上好吃过,自己却做出来,就算再饿,也吃不下几口。但是老祖宗千年万年严选之物,自有老祖宗的道理,作为粮食不好,但是拿来酿酒却是天选之才。就算只用最简单的工艺,就算只经过简单的存放,出坛之后,那也可算得上琼浆玉液一般的存在了。后来才知道,隔坛香,原来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说的就是高粱酒。
虽然都是酒,因为原料和工艺的不同,确实有高下之分、优劣之别。其实,本地产的苞谷酒也完全可以精酿。只是要求纯度极高,一般老乡自酿很难达到那样的工艺要求。想象一下,一游泳池的酒体中只要混入一粒苞谷酒糟,这池酒就会毁了。
只要有时间,只要获得这样一坛好酒,就是那种上好的酒体,父亲就乐滋滋地抱回来,也并不着急开饮,而是会忙不迭地找来枸杞、冰糖、蜂蜜,最让人吃惊的,他还会放上一大块凝固的猪油,统统放入其中,尔后封好坛口,埋入地下三年五载。等到唤来好友再度开坛之时,酒体已经变得微微泛黄。一滴玉液暴露在空气之中,满屋子里都会被带醉。这样一番调制下来,原本潦草的酒体马上变得大不相同了。刺鼻辣口之感再无,入口极为绵柔,这也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酒量见长,而一旦觉得喝多了,就会立马醉倒,不省人事。
父亲平日里饮酒都是极平和的,也从不闹酒,印象中唯一一次见到父亲为酒发脾气,还是在社办的食堂里。当年的食堂,也叫供销社客栈,小镇上唯一成规模可以售卖熟食的地方,除了正常的面、饭、炒菜之外,还可以零沽散酒。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琳琅满目的调料,唯一在家中吃不到的风味,就是烹制荤菜中用到的大酱。一般家中如果有肉可炒,一定是油盐加配菜,有条件的家庭可以滴几滴老米酒。自酿的米酒,也极为金贵,一般只用来招待贵客用,拿来炒菜就有点轻奢的味道了。肉类蛋白一经米酒点化,肉香味马上就激发出来了,隔着三里地都可以闻得到。而餐馆中的大酱就不一样了,那不是普通人家的用品,只有在餐馆里看得着。只见师傅一手攧着炒锅,一手挥舞着大勺,只是惊鸿一掠,一大勺大酱就从酱缸中舀出,投入铁锅之中,原本浅淡的食材顷刻间变得浓赤,汤汁也浑厚起来,尔后再经简单翻炒,就可以盛盘装出。相对于家常的清汤寡水,这简直就是一次史诗地震级别的制作了。
除了正常的酒客外,还有一位特别的酒客老花,每次来都会引得大家的围观。老花之所以叫老花,是因为头顶有一块癞皮癣,小时候得到严重的皮肤病,父母也没管他,让病情自生自灭,愈合后就一直留在头顶。老花有点微微的智力低下,只能干些体力活,稍微复杂一点都不行。干得最多的活,就是修大坝时,让他去抬麻条石。本来前后四人的搬运小组,因为有老花的存在,抬杠的一头还是两名工友,但是另一头只要老花一人就够了。但是大坝修完以后,再也没有地方需要下这么重体力的活儿了,老花自然没了用武之地。而别的重活,还得多少有点脑子才行,大家觉得他不行,也不敢给他。老花女人腿脚有点不方便,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时常衣不蔽体,是小镇最困难的一家人。
老花最大的快乐就是,但凡有了一毛钱,就一定要来到客栈,五分钱买二两酒,再五分钱买碟下酒菜。五分钱的下酒菜,肯定没有荤菜,只能是水豆豉、豆腐干,或者花生米。闻着大酱炒肉的香味,就当作下酒菜。他每次都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要带着自己的儿子,有一个儿子的时候带一个,有两个儿子的时候带两个,现在来一定是带着三个儿子,齐齐整整的。他喝酒的时候,三个儿子还在桌边站着,老花吃得再香,也不会给儿子半口。后来儿子们学精了,就直接在桌下趴着,只要老花有一口半口食物掉下来,三个儿子一定立马抢光。
这天来的时候,老花手头只有四分钱,他只能向着卖酒的黄姐求着,说能不能赊上一分钱,下次补齐。黄姐鄙夷地看了看他,又看了他的仨儿子,说,赊账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少打一丢丢酒。老花厚着脸皮继续求,酒一丢丢都不能少,那是命根子,但是一分钱可以下次再补齐。
他只能买上二两酒,下酒菜就只能再求着黄姐用小碟子盛来几滴酱油,用筷子头蘸一下酱油碟,滋滋吸上好一阵,然后再美美地喝上一口酒。在客栈,他买不起便宜的粗酿苞谷酒,只能买最便宜的薯干酒。薯干酒之所以最便宜,除了工艺更简约之外,原材料便宜是更主要的原因,一分钱几斤的薯干是最好的酿酒粗料。尽管口感不佳,但对于老花来说,能够短暂云里雾里迷糊一会儿,就成了他生活最大的追求。
他穿着一件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外套。大家都说,他是一件衣服穿一年。冬天最冷的时候是它,夏天到了,就把棉花掏出来,春秋的时候,就不断地加棉花、减棉花。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棉花掏了一半,还剩下一半的时候,要是温度再高,他还得把另外一半的棉花全掏出来,让这件从民政口捐赠的棉衣成为一件彻底的单衣。至于三个孩子,全部都是百家衣,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都是百衲衣。
父亲那天刚好路过,看到站在老花身边如同乞丐般的三个孩子,他一定是想到自己在家的我和兄长。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就冲着黄姐说,来三碗馄饨。还特别对她说,多放点,看把孩子饿得。黄姐看了看父亲,很不情愿地打了三碗馄饨。
那三个孩子自出生以来,就没有吃过这等美味,就像一阵风吹过,三碗馄饨不到一分钟就进肚了。父亲叹了口气,从外面小摊买来了一大碗油粑粑,又给黄姐说,再来一样的三碗。黄姐不解,心里一定在想,你自己的俩儿子,你也舍不得一次来两碗馄饨的呀。父亲看出了她的想法,也不在意,挥挥手,让她上就行了。
三个孩子之前也没吃过油粑粑,于是就上一口接不着下一口地干上了。油粑粑,他们只能是在赶集从小摊前路过的时候,远远地看上一眼。要是多看几眼,老板一定会连喝带赶地让他们走开,怕影响到自己的生意。老板也知道,让这几个孩子看久了,自己也不好意思不给他们尝一口,但是真赔不起呀,这仨孩子饿得像三匹狼似的,敞开让他们吃,小摊连锅带碗得全吃掉。三个儿子于是想象着,油粑粑不知道是何等的美味,赶一次集,就想象一次,在真正吃到嘴之前,他们已经想象出了一百种油粑粑的味道了。
父亲看到还有几滴的酱油碟,扫了一下柜台,只有一瓶土瓶汾酒,就直接让黄姐拿来。黄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你可别癫呀,这一瓶可是一块五呢?父亲没理会她的提醒,还是让黄姐拿来。黄姐无奈,只好取出。父亲走到老花的桌边,拿出一只酒碗,满满斟上。老花以为父亲弄错了,忙把自己的酒碗移开,他担心要是自己一个不小心,把父亲斟上的酒碗打泼了,他赔都赔不起。
父亲看他会错意了,连忙把酒碗往他面前推了一下。老花这才明白过来,也不看酒,而是直勾勾地看着父亲。他相信一定是父亲弄错了,或者父亲今天也喝高了。平时也没什么交情,怎么可能请自己喝这么好的酒呢?
父亲眼神真切地看着他,老花也终于读懂了父亲的用意。他颤巍巍地捧起酒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于他来说,这是何等的仙酿,没有任何的杂味,只有清香叠加着远道而来的善意。他不知道的是,薯干酒,粗酿苞谷酒,精酿苞谷酒,调制苞谷酒,高粱酒,清香的汾酒,他一下就可以实现几个阶层酒体的飞跃。他又看了清澈的酒体,一口喝下。老花脸上的表情开始多样起来,如同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一样,空气也凝固了。在此之前,他只能喝到最便宜的薯干酒,他甚至都没有喝过稍好的苞谷酒,更不用说那么多有香型可以命名的别的酒。
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眼睛又转向了土酒坛。他满以为父亲会给他续上。但父亲却没有,而是顺手封上酒坛,准备提走。老花这时笑了,双手捧着碗,能不能再来一口,一口就行,不要一碗了。父亲听后,马上怒了,一口都没有了,再要一口,自己挣去。很少有人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的火儿,黄姐和众人都围了过来,别给他喝了,喝再多都是浪费。
老花看到众人围了上来,也不敢再要,只是眼角的余光继续盯着酒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他知道,这可能是他这一辈子离这样的好酒最近的一次了。一定没下一次了,再多喝一口,让他死了都可以。父亲继续看着老花,老花半晌没抬起头。父亲又把目光转向了几个还在错愕之中的孩子,目光也变得柔和起来。三个孩子早已经把新上的三碗馄饨吃完,一大碗油粑粑也早干光,还在对着几个光碗发呆,看着碗中形变的自己。老花也感受到了父亲目光的偏移,有点不好意思地打量起自己的三个孩子。老花与父亲对视了一下,转而带着仨孩子离开了。后来,再也没看到他们一家四口出现客栈里。
没过多久,父亲让老花来到了力人组,正好发挥他力大人老实的特点。而且当时的行规,力人每天有二两的工作酒,这也解决了他每天都要喝点的习惯。从此,他也不再滥酒,每次都是收工之后,才小喝一点。
力气大有力气大的好处,糖、盐、布匹,这些金贵的物资就成了老花一人的专送物品,别人抢也抢不走。小镇与最近的村集也有二十华里以上,而且还全是山路。以前力人挑这段路,总是很吃力,还会挑来选去。但是老花来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从来不挑不选,让挑啥就挑啥,让送啥就送啥。
老花的女人也进了缝纫社,腿脚不方便的问题,反而可以让她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一缝就是一整天。脚上不方便,手上的活儿倒是很好。别人缝不了的活儿,她全能干。一家人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那年的春节,社里杀了好几头年猪,大伙聚在一起吃团年饭。老花作为力人也参加了聚餐。整个社完成任务的情况非常好,好消息不断,用当时时兴的话,就是真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父亲也为一年社里的收获而欢欣不已。
当年的年猪长势特别好,杀了一头四百斤的,杀了两头三百斤的。在那个没有饲料的年代,这个重量的年猪完全可以看作放了一个大卫星。自然,这年的团年饭也就成了快乐的节日。这一年,社里还破天荒地弄来不少高粱酒,那醇香的味道让大伙很快进入兴奋的状态之中了。
父亲平日里爱喝酒,但量不大,面对频频到来的敬酒,他明显有点招架不住了。可是以他的性格,他不可能不喝。眼见要翻车了,有同事在身边提醒,快,弄片扣肉,咸腌菜的,鲊辣子的,喜沙的,弄几条,垫吧垫吧,别搞醉了。父亲平时也喜欢吃扣肉,自然听从了建议,赶紧吃了一片,不管它甜的咸的。就这样,父亲一口酒,一片扣肉,两样都是他的最爱,忙得不亦乐乎。
后面敬酒的人越来越多,同桌的同事开始记数起来,看父亲到底能吃多少片扣肉。他们自己的那一桌吃完了,就从邻桌拿来没有吃完的。一桌不够,两桌,两桌不够,三桌,直到把大半个席面的扣肉碗都拿了过来。到最后一片喜沙吃下的时候,父亲的嘴里还残留着豆沙的丝丝甜味。大家站着看热闹,都愣住了。有人拍了拍记数的同事,多少片,一共?同事也有点上头,回过神来说,我开始记数之前,就已经吃下去了好多片了。别的同事捅了他一下,谁问你这个,问你记了多少数。那位同事这才回过神来,好像,三十七八片吧。
当时扣肉是八片装一碗,下面铺上雪里红、鲊辣子,这些都是咸口的,而如果下面铺的是红豆沙、绿豆沙,那就是甜口的了。三十七八片,应该是四碗多。如果记数之前已经吃下一整碗的话,那当天也算是创纪录了。当时的父亲还很清瘦,难以想象他是如何能吃得下这么多片扣肉的。
老花早早就吃完喝完,走过来一起帮着数数。他其实也是怕父亲喝多了,过来照顾照顾,一边数着数,一边说,可以了,可以了,明天再喝也可以。等到父亲吃完最后一片,他这才放下心来。父亲看到老花来到自己这一桌边,兴致更高了,一弯腰,从桌下摸出了一坛酒,来,今天大家一起,再把这坛酒干完。
老花定睛一看,是当日没喝完的那坛汾酒。老花脸一下就红了,连忙摆手,这么贵的酒,喝不起,喝不起,你自己喝吧。父亲哪里肯放他走,抓住他坐在自己一桌,给他倒了一碗,又给同桌的人都倒上,来吧,好好干,以后我们年年喝这酒。老花举起酒碗,嘴唇微微抿了一下,略显迟疑。父亲看出他的心思,大声说道,踏踏实实喝,这是你自己挣来的。老花听后,一口干下,脑门上的那条花更亮了。
最后散酒的时候,一众人都慢慢离去。父亲招呼着老花说,你早点回吧,你一个人吃饱了,一家还有几口等着你呢!老花用衣袖擦了擦嘴角,点了点头,然后离桌而去。突然,老花转过身来,对着父亲说,能把酒坛给我吗?父亲以为他要拿回去装酒,想都没想,好,你拿去。老花走过来,小心翼翼地抱起酒坛,轻轻离去。
后来的故事,仿佛一切都顺了。三兄弟中有人到了一本大学,有的成了县医院的内科医生,有的自己拉起了建筑包工队。总之,一切都起来了。我们也经常在县城里碰到他们一家五口人,都各自安好。
又若干年后,再次看到花老的时候,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身体消瘦了不少。他不再出体力活,只是拖着老迈的身子靠着墙角晒太阳。看到是我的时候,就问父母亲身体如何。我说,还行,父亲还能喝点酒,您有空了,可以去找他玩儿,要是身体都还行,还可以喝一小杯养生酒。老花摇了摇头,不喝了,这辈子的酒早喝完了。等我转身将离开的时候,老花突然冒出了一句,你爸给我的酒坛子,我一直留着。
清明节又到了,母亲打来电话,今年还是有人来祭奠,只是酒不再是整瓶没拆封,而是全部洒在坟头,青花的酒瓶留在了墓前。我笑了,仿佛经由电波,闻到了那股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