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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当政权尚不稳固时,顺治、康熙两朝吏治较为清明廉洁。 到了乾隆朝,受贿行私的腐败之风盛行,雍正朝更是贪纵成弊,积重难返,民间有“康熙年间多清官,雍正以来无清官”之谣谚。
道光帝对封建官僚集团腐败忧愤不已,虽然“当今之势,宪章具在,法令森然”,但“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 (《宣宗成皇帝实录》)因此,道光帝强化了对官员的考核,企图力挽官场这一颓势。
道光帝对官员的考核基本承袭的是始于顺治二年实施的制度,即:三年一次的“京察”(考核京师各部院司科大小官员)和“大计”(考核京外各省衙门大小官吏),以及“军政”(考核军队的将弁官员)。 京察和大计“校以四格,悬‘才’(才能)、‘守’(守廉)、‘政’(政勤)、‘年’(年龄或身体健康)为鹄”; 军政“分操守、才能、骑射、年岁四格”。 (《清史稿》卷111)考核后,有“卓异”“平等”甄别,前者“加一级注册”,后者仍原官奉职。 不合格的“劣者分别轻重,置于六法”,即对“不谨”“疲软无为”者,均予革职; “浮躁”者降三级留任; “才力不及”者降二级留任; “年老”“有疾”者休致(官员年老退休去职)。 此外,道光帝还多次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不必拘泥于三年一次的京察、大计、军政,对于属员随时可以参劾或保荐,以惩戒贪枉、奖励清廉。
道光朝的官员考核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官员考核所保荐的卓异名额竟按各行省有限定,使得考核结果有凑数的流弊。 道光朝《钦定六部处分条例》规定:“大计卓异,按省分大小缺分多寡”,如广西、贵州保荐卓异的名额不及直隶的一半。 道光朝诸次大计中,都出现将“办事颟顸,步履艰涩”“以职官贩私,行同市侩”的贪劣之员滥保卓异。 无怪乎,道光帝感慨:“大计卓异,无非虚应故事耳; 盖统察之人,不能公正乃心,视国事如家事,无非按序就班,奉行故事……甚则夤缘奔竞,是非颠倒,考最者竟有昏墨不职之人。 ”(《宣宗成皇帝实录》)
道光帝谕内阁,称京察、大计、军政为“激扬大典”,必须“举劾并用”,结果呢? 考核被督抚大吏视为具文,敷衍塞责,加上官官相护、徇情私恩,“举多劾少”成为官场的一种常态。 道光朝的官员考核走的全然是上层路线,如京察分别由其长官出具考语,最终由道光帝亲批考语; 大计则是层层察查属员,总汇至督抚处进行考核,再转呈吏部。 如此由上而下的考核,完全取决于考核者与被考核者的好恶、亲疏关系,因此常有举劾不实之虞,即便是清官也有走眼时。 如1825年(道光十五年)林则徐曾密考江南河库道李湘茝,上奏表彰其“明练朴诚,力事细致”。 时隔两年,李被查出贪污所管河库库款,“款目牵混,不清”而被革职示惩。 道光帝甚至怀疑林“平日非隐忍受欺蒙,即意存瞻徇”而“著交部议处”,并颁谕命各省督抚:“将来别经发觉,定将该督抚等严行惩处不贷,毋谓诰诫之不豫也。 ”(《宣宗成皇帝实录》)
道光帝生性俭朴,一生勤勉,他奢望通过考核官员以激浊扬清,改变朝廷奢华之风,巩固其封建统治。 但是,由于制度、体制的腐败,道光帝的治吏之策根本无法改善机制,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管理模式也难以解决官场奢靡的顽疾沉疴,他所实施的官员考核不只是流于形式,还使得各级官吏的贪腐更为隐蔽、更为巧饰,导致晚清政局每况愈下,内政窳败,外患入侵,最终在失败、羞辱中沉沦。
图:王俭 编辑:夏春晖
(摘自《检察风云》 2020/19) 期刊架位号[8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