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何治民 

　　进入2019 年，消费金融行业出现新现象：互联网巨头、信托等新主体跑步入场，行业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但奇怪的是，各平台产品利率不降反升​‍‌‍​‍‌‍‌‍​‍​‍‌‍​‍‌‍​‍​‍‌‍​‍‌​‍​‍​‍‌‍​‍​‍​‍‌‍‌‍‌‍‌‍​‍‌‍​‍​​‍​‍​‍​‍​‍​‍​‍‌‍​‍‌‍​‍‌‍‌‍‌‍​。 

　　两个地方银保监局最先做出反应​‍‌‍​‍‌‍‌‍​‍​‍‌‍​‍‌‍​‍​‍‌‍​‍‌​‍​‍​‍‌‍​‍​‍​‍‌‍‌‍‌‍‌‍​‍‌‍​‍​​‍​‍​‍​‍​‍​‍​‍‌‍​‍‌‍​‍‌‍‌‍‌‍​。9月12日，中国银保监会湖北银保监局表示，力争按照每个学生消费贷款5000元左右标准，向全省大学生投放80亿元至 100亿元消费信贷。 

　　中国银保监会浙江银保监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个人消费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重申了对于持牌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业务（不含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的流向、用途、与其他平台合作方式等方面的要求，并点名要严格管控信用卡业务。 

　　两地银保监局的政策，一松一紧，殊途同归：让消费贷回归正常，即回归到正常利率水平，回到服务个人短期消费的初衷。 

　　但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一政策初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多头借贷成风 

　　“花钱一时爽，还款火葬场。”今年32 岁的傅鸣从来没想过，这句话说的就是他。2010 年大学毕业后，傅鸣就一直在长沙的建筑工地上当施工员，没有专业资格证和职称，工资一直只有3000 元到5000 元，且工作不稳定。毕业没多久，就因此被女朋友甩了。从那以后，傅鸣就成了酒吧的常客。一开始，工资不够花时，入职时办的信用卡可以当他的“付款机”，到后来，信用卡每个月的最低还款他都还不上。听酒吧的人说，凭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就可以在P2P 平台借钱，傅鸣像是找到了“救世主”，疯狂到各大平台借钱。 

　　几年下来，傅鸣累计负债达到20多万，他的工资没法覆盖最低还款，各种催款电话、律师函和开庭通告等纷至沓来，如今他不堪其扰换了电话号码和手机，试图逃债。“以他的工资肯定还不起，估计也不想还了，他是耳根清净了，但催债电话都打到我妈那里去了。”傅鸣大学同学黄谷中埋怨道。 

　　傅鸣到网贷平台的借款主要是现金贷，他能如此轻松获得贷款，源于互联网金融给消费金融带来的便利性和风控的漏洞。消费金融，又称消费贷，是指由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平台（电商平台、P2P、分期平台等）等机构向消费者提供资金，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一种信贷产品。 

　　近年来，政府持续从消费侧发力试图推动经济增长，2014 年起，各大互联网电商平台发力消费金融，“京东白条”“花呗”等产品出现，用户用手机号、身份证号就能申请贷款，获得消费贷的便利性大大提高。 

　　《南风窗》记者曾做过小范围线上调查，大部分人都曾用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平台的消费贷，并且有清晰的“分工”，购买大件物品使用互联网电商的消费分期或其他消费贷，日常消费用“花呗”或者信用卡支付，大多数人将这种搭配自诩为“黄金搭档”。另一份艾瑞咨询的报告显示，我国18 岁至30 岁人群中，近七成的人曾使用过消费分期，另有约两成的年轻人未使用但持开放态度。 

　　糟糕的情况是，一些无信用的低收入人群，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使用消费贷，然后在不同平台中，轻松实现借款、还款平衡，融360 在2018 年8 月发布的一份消费贷调查问卷样本中，有近一半的受访者月收入在5000 元以下，约1/3 的受访者都在“以贷养贷”，还有5% 受访者“资不抵债”。 

　　一旦后续借款受阻，上述平衡打破，隐藏在消费金融便利背后的高利率，浮出水面。 

　　高利率“炼成”记 

　　随着各地银保监局政策收紧，滴滴、美团等互联网二梯队的公司纷纷布局消费金融，“消费贷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不知不觉，消费金融的黄金一去不复返。 

　　如果以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为起点，这10 年发展中有两个关键年份：2014 年和2016 年。2014年，“京东白条”“花呗”等产品为起点，消费金融的商机被互联网巨头发掘；2016 年，网贷行业出台首部监管的基础法规，将P2P 平台定位为点对点的信息中介平台，且需遵循小额分散的业务原则，于是，网贷平台开始大规模转向消费金融的蓝海市场，这两个事件代表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崛起。相关数据显示，从 2014 年的 0.02 万亿元到 2018 年的 7.8 万亿元，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增幅近400 倍。 

　　如今，美团和滴滴也开始布局消费金融，行业发展的“清明上河图”更庞大，主要有三大类机构，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涉及的不同类型主体有各大商业银行（建行、招行、兴业银行、成都银行等），实业公司（海尔、周大福等），信托公司（中信信托），资管公司（华融资管），互联网科技公司（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新浪微博、滴滴、美团、苏宁等），网贷平台（拍拍贷、陆金所、PPmomeny 等），分期平台（分期乐、乐信、51 信用卡分期等）。此外，还有一波作为行业配套的金融科技公司，为这些主体的消费金融业务开展提供技术支持。 

　　消费金融的发展需要金融牌照、资金、技术、客流、场景，缺一不可，这些主体各自在不同要素上有自己的优势，随着监管加剧，逐渐形成了资金方（持牌金融机构）+ 流量方（网贷平台、分期平台、贷款超市）+ 技术方（金融科技公司）等多方协作的模式。 

　　这种模式下，衍生出两个新趋势：银行和互联网巨头各自凭借牌照，场景和流量的绝对优势，再次成为中心主体；同时，合作中，风险不断转移，从而形成利率阶梯，利率水平不断推高。 

　　银行和互联网巨头有明显的资源优势，成为消费金融的中心主体，一点都不惊奇，意外的是，他们默契地选择同样的发展路径，姑且称之为“三条腿走路”。银行在消费金融业务上的三条腿是指，发力信用卡业务、推出消费贷产品、持股消费金融公司。据统计，目前24 家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中，有20家是银行持股。 

　　相应地，现金贷产品、信用支付产品，入股或成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是互联网巨头的“三条腿”。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在2015 年就上线了信用支付产品“花呗”和现金贷产品“借呗”，同时，间接持股包银消费金融公司股份。随后，苏宁旗下的苏宁金融上线“任性付”和“任性贷”，同时成立苏宁消费金融公司。 

　　但产品和服务变多，并不意味着利率的下降。 

　　“利率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反映，一个民族的智力和金融力量越强大，其利率水平越低。”按《利率史》的作者悉尼·霍默的观点，金融科技的进步带来的应该是利率水平的下降。 

　　但现实情况是，消费贷利率不降反升。《证券日报》报道，北京地区多家银行收紧消费贷、提高利率的同时，实施更严格的资质审查。以招行消费贷产品“闪电贷”为例，需要客户满足缴纳一年社保，且无不良信用记录，额度最高可到30 万元，现在年化利率7.2% 起，“上调了一点，但如果信用好的客户，年化利率可到5 点多”。招行一名工作人员称，这或许和今年上半年，不少银行信用卡不良率上升有关。 

　　银行消费信贷利率的上调只是导火索，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的利率上调才是推高利率的关键一环。招联消费金融是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头部平台，数据显示，2017 年至2019 年，招联消费金融的借款利率逐步提升，其中，2019年该用户借款日利率显示为0.0650%，折合年化利率为23.725%，较2018 年同比上升8.33%。上述招行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应对长期积累的坏账而采取的措施，还有不断提高的资金成本压力。 

　　招联消费金融有招行和联通两大股东，其综合成本相对较低，但真实年化利率已经接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的年利率24%​‍‌‍​‍‌‍‌‍​‍​‍‌‍​‍‌‍​‍​‍‌‍​‍‌​‍​‍​‍‌‍​‍​‍​‍‌‍‌‍‌‍‌‍​‍‌‍​‍​​‍​‍​‍​‍​‍​‍​‍‌‍​‍‌‍​‍‌‍‌‍‌‍​。不少法院判例显示，中邮消费金融、兴业消费金融、北银消费金融等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皆存在综合利率超过24% 年利率的情形，法院对超出部分作了不予支持的判定。 

　　值得一提的是，集场景、技术、流量于一身的互联网巨头的产品，定价年利率在7%~24% 之间，以花呗为例，用户可选择3、6、9、12 月对“花呗”账单分期，对应的利率分别为2.50%、4.50%、6.50%、8.80%，但花呗3 个月分期的实际年化利率为15%，最高的12 期实际年化利率可达16.25%。 

　　在上述三方合作框架中，银行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因资金渠道多元，有着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成为“资金方”，但他们不约而同提高借贷利率，将客户人群上移，势必对过往客户人群产生“挤出效应”，这部分客户会“挤”去哪？ 

　　答案是与它们合作的“流量方”—网贷平台、分期平台、贷款超市等平台，这些平台的目标客户是信用资质较差的互联网长尾人群，实际产品年化率更高。“在年化利率被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这些平台就只能收取各种名目的服务费及收取惩罚性的逾期利息，以此来增收。”某网贷平台从业人员文军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我国并没有相关明确的罚息标准，“5% 的罚息”成了行业约定俗成的惯例。 

　　数据显示，2017 年招联消费平台注册用户超过5000 万，而当年累计审批客户仅1662.1 万户。这意味着，平台沉淀了大量未获得消费金融服务的用户，可以想象，这些用户没通过审核是因为信用资质差，逾期风险大。在上述合作框架下，不能排除“招联好借钱”将这些未通过平台审核的用户，导流给玖富、小赢科技等高利率平台的可能。年利率的计算有两种方式，APR（年化收益）和IRR（内部收益），按照IRR 计算，玖富万卡、及贷、快贷等“招联好借钱”贷款超市里的产品，实际年利率则超过最高法规定的36% 标准。 

　　更有媒体大胆推测，与招联消费金融的方式相同，玖富万卡、小赢卡贷等平台会将用户再次筛选，将资质更差、未通过审核的用户输出给更高利率的平台，“通过层层传递，最终很有可能形成央视315 报道中的‘714 高炮’现象”。 

　　不难看出，三方合作的隐形逻辑是，资金方在获得更高阶的风控技术同时，也实现了对导流平台的风险转移，这些导流平台在看似较低的产品利率上，收取各种名目的服务费及惩罚性的逾期利息，推高利率，并早已突破36% 的红线。 

　　而大学生是这些导流平台的主要客群之一，相关部门调查显示，从2014 年到2017 年的这4 年间，湖北省参与校园网贷的学生平均年龄20.28 岁，包括手续费、利息、违约金等在内的人均借贷金额达22293 元（在校期间），平均年化利率36.72%，一笔2000 元借款，拿到手往往只有1300 元左右。 

　　信用教育与人生 

　　回到中国银保监会湖北银保监局的举措，其目标是，满足大学生正常消费信贷需求，增加正规银行信贷供给，对非法校园网贷形成“挤出效应”。愿景是好的，市场上担忧也不少：此举会成为大学生过度消费的帮凶，但也有声音认为，这是对大学生信用教育的一次很好尝试，培育他们积累信用的意识。事实上，凭借一张身份证、一张脸就可以下款的当下，需要信用教育不仅仅是在校学生，而是所有享受贷款便利的用户。原因有两个： 

　　其一，在征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信用下沉往往伴随着共债风险的提升。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让用户能便捷获得各类贷款，而金融科技让金融机构信贷下沉提供了保障，可以说，信用下沉已经实现。但目前央行征信仅覆盖9.5 亿人群，尚有4 亿多用户并没有进入央行征信系统，虽然新政，仍在运营的P2P 平台数据会纳入百行征信，但其他机构的现金贷并没有纳入正规的征信系统，各类平台授信信息依旧没法连通，多头借贷催生的共债风险仍存在。 

　　其二，用户已经负债累累，而政策在消费刺激和打压中徘徊，加强信用教育能让用户减少风险。数据显示，2019年3 月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居民平均杠杆率达53.2%，亲友借贷、民间借贷等不在统计之列，实际居民杠杆率将更高。更有意思的是，过去一年，银保监会、国务院等部门先后出台三个提振消费的政策，同时，各地银保监局或规范或提示消费贷的文件也不少，当政策都在鼓励和管控中徘徊，作为个体，管好自己的信用显得尤为重要。 

　　数据比用户更了解他们的需求。调研数据显示，在现金贷的借款用途中，超过50% 的借款被用于资金周转，18% 是为了偿还其他类型贷款，仅有17% 的借款用途为购物。 

　　这意味着，在很多时候，消费贷并非用于消费，而是刺激了其他贷款需求，但事实上，信贷市场也有自己的规律，低信用意味着高风险，高风险需要支付更高的风险成本（利率）。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文中傅鸣、黄谷中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