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吕雅萱

　　 抵达湖北省洪湖市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开始打听当地上岸渔民的下落。 长江十年禁渔，涉及23.1万退捕渔民，在洪湖当地，这个数字也不小。我碰到的第一个司机就向我提供了几个当地渔民上岸后集中购房的小区，并检视了自己的通讯录，翻出两个他认识的渔民的电话号码。

　　 于是在第一天下午，我见到了第一位上岸渔民王林坤。从他的爷爷辈开始，他们家几十年住在洪湖的渔船上，以捕鱼为生。对我来说，这个群体完全陌生，那两个小时的采访里，他一直在向我“科普”渔民曾经在湖里如何生活。 按照以往的采访思路，这篇稿件应该聚焦在当地政府如何推动渔民上岸，在其中如何规划决策等。

　　但长江十年禁渔已近半，再去讨论当初如何上岸，没有多少新闻可言。于是，我继续寻找上岸渔民，希望和他们更多地沟通交流，了解他们当下的生活、还需要怎样的帮助。 后来，我见到了更多上岸渔民，他们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皮肤黝黑，这缘于他们过往多年的打鱼生活。

　　有的上岸渔民对我的采访表现得很疏离，因为她已在工厂流水线工作，看起来完全融入了工人群体，对自己的过往并不是很想讲述。 有的上岸渔民则不一样。比如徐保安，他可以十分理性地对我分析说，湖里教育资源缺乏，只能在船上上学，他换了七个老师，才勉强把小学读完，为了下一代的教育，他决定上岸。 但说起人生前30年在湖里捕鱼的日子，他整个人都突然雀跃起来，很是怀念。

　　很多渔民习惯了打鱼的日子，很难适应上岸后朝九晚五的生活。过去两年，徐保安也厌倦了工厂的工作，跟着其他上岸渔民去新疆的养殖企业捕捞螃蟹。但为了照顾家里老小，有稳定的收入，三个月后，他还是回到洪湖的鞋厂上班。 几天时间内，通过在洪湖市采访上岸渔民，我试图从他们身上总结出一些群体共性，梳理出上岸后他们的生活轨迹。但是，正如退捕的23.1万渔民涉及沿江10省（市）一样，渔民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不同，性格、能力、对生活的期许也千差万别。因此，这篇稿件更多是对渔民上岸后生活工作状态的侧记，而非严谨调研。

　　 我也很关注当地政府在其中做了什么工作。在长江边，洪湖市一位干部指着江堤和长江中间的一片小树林对我说，这里曾经是附近村民养鸡鸭、放牛的地方。但是环保政策规定，沿江的一定范围内不能再有建筑物，所以政府组织了拆迁。在当时，这对政府来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许多老百姓一时不能理解环保政策，他们只知道养家糊口的劳作要被中断。基层干部入户做工作很艰难，过程漫长。 

　　 洪湖市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洪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限制了当地的重工业发展。一位当地干部说，洪湖有135.5公里的长江岸线，理论上可以开发码头，但是由于整条长江岸线都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所以无法通过规划审批。他提出一个视角：洪湖市不需要承担重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绿水青山就是洪湖市的本钱。比如生态环境好了，当地农产品的价格就起来了。

　　目前，洪湖市正在做生态资源的转化文章，探索保护之后如何合理开发利用。 上岸渔民梅连清的父亲在长江里打了大半辈子鱼，面临上岸交船的政策时，他难以接受，抱怨了很长时间，直到梅连清说“要支持儿子工作”，他才在交船协议上签了字。梅连清说，包括长江十年禁渔在内的环保政策，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去理解，“我的父亲不理解，我半信半疑，但是我的儿子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