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恋

　　我从小喜欢读书，没有上学的时候，就经常跟着堂姐苏艳红去学校玩。学校建在郭家冲的一个小山坡上，距离我家约三里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村还没有学校，孩子们上学必须走十多里山路去洞阳集市的洞阳小学。一九五六年，为了方便孩子入学，才在包公庙里凑成了简易学堂。一九六〇年择址孙家冲，建了三间房子作为小学，过了几年又不能满足村上孩子的就学需求，一九七三年就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学校房子呈四合院排列，说是四合院，实际上只有三面，靠北面是单独的厕所。三间教室在东边，南面是校门与老师办公的地方，西边是厨房。姐姐在教室上课，我就在学校门口前的草坪与山坡上独自玩耍。下课的时候姐姐会出来看看我，有时候还会把她同学带来的零食分一点给我。 

　　一九八四年九月，年满六周岁的我进入了一年级。当年我家正好从苏家大屋搬出来，在老屋右手边五十米的山铺里单独建房子。房子以黄泥为主建筑，竹子做嵌的土筑墙。春夏之交，南方多暴雨。一天晚上，雷电交加，大雨不断地冲击着快要到顶的墙壁。虽然左邻右舍连忙找来油毡布帮忙遮雨，但大雨来得太迅速太猛烈，墙的上一段全部倒塌了。让本来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好在妈妈去外婆家那边亲戚七拼八凑借了点钱，才能继续建房子。开学的时候，房子建好了，读书的学费却没有着落。外公原来在洞阳公社上班，便出面去学校打招呼，让老师同意我迟一点交学费，早点发书。 六年级的时候，学校准备在北面新建大礼堂。这是个十分令人激动的消息。为了弥补资金不足，学校要求每位学生上交可以用来做混凝土的碎石若干斤。这种石头硬度要求高，只能是青石子或者花岗岩。很长一段时间，溪流、路边、山里，都留下了我和小朋友们捡石头的足迹。不过等到大礼堂建成，我已经小学毕业。后来回学校几次，只有一次礼堂开了门，我得以进去看了看。站在宽敞明亮的大礼堂，想着自己曾经用稚嫩的手掌，为这雄伟的建筑贡献过一点力量，就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涌上心头。功成不必在我。这也成为我以后在工作中奉行的人生态度。任何事情，只要有付出，就一定会于人于事有益，我们又何必纠结于是否于己有利。 

　　第一天报到便是数数。苏罗生老师坐在讲台上，全班二十多个同学轮流上讲台。十根粉笔，我数到“3”就忘记了。坐回座位，等到下一轮，上去数到“3”又忘记了。这次老师提醒了一下，我便把后面的数字全部记起来了。我便这样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活，像一条鱼儿从小溪游进江河，尽情地舒展自己的身体，朝着更远更大的地方前进。 

　　小学读书的事记不起多少，倒是与小伙伴们的游戏至今历历在目。我们一起叠罗汉、骑马打架、滚铁环、打纸板……打野仗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了。校门口右手边有片竹林，每年春天就会冒出很多竹笋。笋子长大后成了竹子，笋壳便零落一地。我们用笋壳做成驳壳玩具枪，当作打仗的武器。几个伙伴分成两组，一组当解放军，一组扮演敌人，中午的时候便顺着学校旁边的山冈到处追跑。一阵阵欢声笑语从山中的树林飘了出来，整个学校附近就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小学时候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屋檐下的冰凌。小洞村的平均海拔在三百多米，最高峰白石尖海拔有七百七十八点三米，因此整个村里气温比村外要低三到四度。冬天下雪的时候，积雪也比山村外厚很多。即便雪后经过了几个大晴天，远远望去，白石尖依然是一片白色，闪闪发光。那时候山村两层的楼房几乎没有，大部分人家的房屋不高，长短不一的冰凌挂在屋檐下，我们一伸手就可以抓到。小孩不怕冷，经常拿着长长的冰凌当刀剑玩耍。嘴馋的小朋友，还会把它放在嘴中吸吮，过一把冬天吃冰棒的瘾。 

　　那时候，山村的道路还没有硬化，早晨起来，路上的泥巴结了一层白色的冰。上学路上，我们就特意去踩那些结冰的地方，享受由此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路上有坡的地方比较滑，父亲要我在解放鞋底系一根草绳防止滑倒。山村的路大部分一边临崖，一边靠山。冰冻的天气，石头，泥土，凡是有点水分的东西都结冰，等到太阳出来后才一一解冻。走在路上，只听见到处是窸窸窣窣的声响，不时还会从山坡滚过来一块石头或者脖子里钻进几粒从树上掉下的小冰块。父母会交代我们走路不要走两边，要走中间。靠山的那边怕石头、泥巴与树枝掉下来砸人，临崖的那边怕发生塌陷，不小心摔下去。那时候还没有通汽车，山村自行车都很少，走中间自然是最安全的。现在山村道路加宽了很多，早已进行了硬化，汽车、摩托车来回穿梭，安全又便捷。我们不用担心路窄摔下去，不过父母长辈温情的叮嘱却依然浮现在我们眼前。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辈子，孩子对父母的惦记也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