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静 

　　自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和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以来,“我和我的”系列电影已成为每年国庆期间燃爆院线的必看影片,逐渐引领大众形成一种用观影方式为祖国庆生的独特现象。作为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或以时间为序,或以空间为轴,采用同一主题下几个故事串联的形式,既相互独立又有机结合地展开叙事,以普通人的视角,展现了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的一幅幅壮丽画卷。 

　　2021年国庆档上映的《我的我的父辈》(以下简称“《父辈》”)同样继承了这一结构形式。不同的是,它以世代为章,分别选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十八大之后的新时代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时间点,塑造了四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父亲形象,讲述了四个年代的父辈故事。最终,该片票房累计14.77亿元,以燃点、泪点和笑点打动了众多观众,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国产大片中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成功案例。抛开影片的运营和发行而关注电影内容本身,尽管《父辈》以男性为主要的塑造群体和着力对象,但它所讲述的却不仅仅是父亲和父子/父女的故事。在四个片段中分别呈现的不同的女性,她们既是妻子、母亲、女儿,同时又是八路军战士、火药雕刻师、航天员和企业家。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交织在一起,共同形塑了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贡献力量的平凡又伟大的女性。《父辈》中的妻子、母亲与丈夫、父亲一起出现,调整了“父辈”在能指层面易被标签化的误读,使电影呈现出一种刚强与柔情兼具、粗犷与细腻并存的风格,多形式地延展了“父辈”的宽度,多维度地诠释了“父辈”的意涵。 

　　一、巧妙连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呈现“父辈”中的女性价值 

　　公共和私人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既是思想家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又是一种基于理论、道德和政治的需要。通常认为公共范畴是政治的,对人类的行动而言价值较大,而私人范畴往往指家务或家庭,它仅仅是公共生活的必要基础,对人类行动的价值较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线划分牵涉到道德主体对人类能力、行为、美德与卓越性的评价[1],而这直接关联到男女两性关系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的定位:公共领域是男人的世界,而私人的家庭空间才是女性的主战场。这种由来已久的性别定位及性别评价被习惯性地反映在父权制浸淫过的不同形态的社会生活中,成为文化产品生产者的灵感来源及创作所归。 

　　影视剧作品在人物设定上大多以角色的身份为经,以性别为纬,以性格为粘合剂,三者交织形成人设。“男人戏”“后宫戏”“硬汉”“大女主”……诸多形象都毫无例外地印证了性别因素对角色创设的重要影响力。创作者习惯在将男性设定为绝对主角的剧本中,创设广泛的公共范畴题材以供男性施展拳脚、验证卓越,比如军事、科技、政治、商业领域,即便设定女性人物,通常也是以家属、助手、情感关联人等角色出现,难以见到女性自身在公共领域的位置与成就。同样,在情感、家庭伦理等归属于私人范畴的主题中,女性角色即便有职业身份,也通常被限定在文、教、卫等社会服务性行业中,作为身份设定的点缀而非叙事观照的重点。除人物传记类型题材外,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设计基本上定位于各自的领域,鲜少在公共范畴和私人范畴实现自然的连结;角色的性别界线亦十分清晰,很难让观众忽略角色性别而关注人物行为本身。 

　　然而,《父辈》打破了这种既定模式,基于对“父辈”概念的内涵挖掘及外延拓展,它扭转了“父系”主导“父辈”的传统观念,使“父辈”增加了母亲、女性的性别元素,成功地引导观众模糊性别界限,重点关注“辈”而非“父”,以实现影片主题的凸显。 

　　(《电影评介》2022/23-24 期刊架位号[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