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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里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并称，说他们为“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1]。 汤显祖生于东半球的中国，莎士比亚生于西半球的英国，本是互不相关的两个人，只因两人在同一年（1616）去世，又都是伟大的剧作家，所以引起戏剧研究者的关注，甚至将他们相提并论。 回顾中国戏曲史，确实再没有另一位剧作家能够像汤显祖一样，与海外戏剧人有着如此神奇的因缘。 汤显祖作为明清戏曲的代表剧作家，凭借“临川四梦”驰名剧坛，尤其是《牡丹亭》刊刻后，“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2]，“书初出时，文人学士案头无不置一册”[3]，文人学士人手一本，可见销量很大，以致影响到《西厢记》的市场售价。 从汤显祖所写的剧本来看，他也是历史上公认的最会写“梦”的剧作家。
才名远播，京考历尽坎坷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 ”[4]在江西抚州城东有座文昌桥，汝水从桥下流向西北，与临水汇成抚河。 在明代，这里是交通要道，车马喧嚣，热闹繁盛，属临川郡。 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1550年9月24日）卯时，汤显祖诞生在文昌里的一户书香人家。 汤家藏书万卷，家境殷实，在当地甚有名望。 祖父汤懋昭，颇爱诗书； 祖母魏氏，好道信佛。 汤显祖出生时，“初生手有文”[5]，因有文在手，被视作文曲星下凡。 幼年时，汤显祖体弱多病，很受祖母的疼爱。 汤家办有私塾，汤显祖5岁时，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由父亲汤尚贤亲自教授。 入学后，他聪颖过人，过目成诵，很快学会了对对子，汤尚贤试了多次，他都能应对自如，毫不为难，这令父亲非常高兴，他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以后进入仕途，光宗耀祖。 汤尚贤采用传统教育方式传道授业，但汤显祖似乎并不习惯。 相对于八股文和四书五经注疏，他显然更喜欢诗词文赋。
在学业方面，除了父亲的传授，汤显祖还跟随理学大师罗汝芳游学。 罗汝芳是临川南城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因丧父回乡守制，在南城从姑山设堂讲学，少年汤显祖因此获得罗汝芳亲炙的机会，谓“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6]，视其为自己的心灵导师。 进入仕途后，汤显祖保持与罗汝芳的精神对话，罗氏的“赤子之心”和“性命之理”，对汤显祖后来形成重“情”思想影响很大。 罗汝芳是王阳明学生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再传弟子，他的学问既强调个人意识、主体精神，也关切世俗民生。 万历十四年（1586），罗汝芳到南京讲学，与时年36岁的汤显祖重聚，他问汤显祖：“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 ”[7]这一问令汤显祖震动颇大，以致于“夜思此言，不能安枕”[8]。 因仕途不顺，当时汤显祖的思想处于矛盾和彷徨中，但他恃才傲物，睥睨天下，推崇个性解放，生活放浪形骸。 罗汝芳的诘问切中他的痛点，迫使他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追求，调整自己的思想结构。 此后他“掩门自贞”[9]，集中思考“世总为情”[10]、“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11]的至情思想，“至情”论成为汤显祖文学理念的核心内容。
汤显祖的才情在他年少时已彰显无遗。 嘉靖四十二年（1563），13岁的汤显祖参加秀才考试，试题的题目是《女有余布》，文章一开头，他就提出观点：“有无售之女功者，弊在不通功也”，认为织女如有余布，要进入市场进行贸易交换，如不流通，其他行业的人的生活会受其影响，从而造成经济壅塞，引起系列社会问题。 最后，由织女之功联想到“天下之功”，认为天下“无用之积，尽如此布，然后知通功易事之不可已也”，指出商业流通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考官阅卷后，评曰：“一尺布作九州被，真奇才也。 ”[12]
隆庆四年（1570），20岁的汤显祖参加乡试，他的试卷被考官评为“据理析数，考究精详”[13]，获得高度评价，以第八名的名次顺利晋升为举人。 在明代，文人都会写时文，但写得好，写出新意，并不容易。 汤显祖却是例外，他把时文写成奇文，被称为“所行科举之文，如霞宫丹篆，自是人间异书”[14]，足见他的才情超绝。
按这种发展速度，不出意外，汤显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仕途上青云直上，大展宏图。 但事与愿违，他的仕途之路并不顺利，参加了4次会试，都名落孙山。 个中缘由，汤显祖的诗文未作记录，明清时期的野史也并未提及，传说是因为他拒绝了当时权相张居正的延揽而会试不中。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故，第二年，汤显祖再次参加会考，中了进士。 这年他已经33岁，离他中举时间已过去13年。 经过13年的奋斗，才获得进士资格，对于才子汤显祖来说，有些漫长。 之后，他任职南京太常寺博士，后又升为南京礼部祠祭祀主事，在官场上沉浮俯仰。 六品的礼部主事是个闲职，并不能实现汤显祖“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宦海浮沉，不改赤子之心
汤显祖官运乖蹇。 在南京做官期间，正是申时行执政时期，当时万历朝遭遇严重灾荒，江南一带连续三年灾荒、瘟疫，流民遍地。 到江南救灾抗疫的使臣，不去为灾民做实事，而是与地方官员沆瀣一气，弄权受贿。 回到京城后，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得到晋升。 汤显祖知道后，向皇帝递了一道奏疏《论辅臣科臣疏》，矛头直指宰相申时行内阁，语言尖锐，震动朝野。 虽然矛头针对的是申时行内阁，实际上他也间接批评了明神宗的昏聩无能。 明神宗阅后，大怒，把汤显祖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
对此，汤显祖在递奏疏前，已做好心理准备。 当获知被流放到蛮荒而瘴疠弥漫的徐闻时，他并不感到沮丧或悲观。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去岭海，如在金陵。 清虚可以杀人，瘴疠可以活人。 此中杀活之机，与界局何与邪！ ”[15]因汤显祖对逆境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认识，所以当他不得不去徐闻任职时，他的心态是淡定而坦然的。 从南京出发，到徐闻，再两年后升迁为浙江遂昌知县，这一路可以说是颠沛流离，但在汤显祖看来，所邂逅的一切都是他期待已久的人间胜景。 他的诗句记录了这种通达乐观，也流露出对现实的惆怅之情与对未来的迷茫之意。 比如，经过江西大庾，登上梅岭时，诗曰：“岭色随行棹，江光满客衣。 徘徊今夜月，孤鹊正南飞。 ”[16]经过广东韶关曲江，游访南华寺时，诗曰：“寂寂宝林双树寒，一花千叶向中安。 新州百姓能如此，惭愧浮生是宰官。 ”[17]到过澳门，诗曰：“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 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 ”[18]到过海南岛，诗曰：“……歌中答意自心知，但许昏家箭为誓。 椎牛击鼓会金钗，为欢那复知年岁。 ”[19]这些诗句记录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性，展现了汤显祖诗歌与明末其他诗人不同的文化视野，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因汤显祖正视逆境，所以到徐闻上任后，尽管典史只是个小吏，掌管监狱缉捕等地方治安事宜，没有官位，但他尽职尽责，并发扬善于讲学的强项，创办了贵生书院，改善了当时徐闻教育落后的状况。 当汤显祖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徐闻时，已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初。 原来计划在徐闻住上一两年，没想不到半年，他就被召还，调任浙江遂昌知县。
汤显祖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徐闻过完春节后到遂昌赴任的。 遂昌在浙江丽水山区，是个“万山溪壑中”的小县城。 汤显祖到任后，提倡“耕”和“读”，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 在教育方面，盖了三十多间学舍，称为“相圃书院”。 在生产方面，做了不少实事，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山区的老百姓时间观念不强，汤显祖特意建了一座启明楼，在楼上挂一口大钟，撞钟报时。 据说汤显祖每天黎明时分亲自登楼撞钟击鼓，然后巡视四方，发现高卧不起，或不事生产者，就加以处罚； 二是，遂昌山区森林茂密，森林之王老虎经常到村里觅食，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 为了除去虎患，汤显祖亲自带领兵丁上山打虎，一次杀死17只老虎； 三是，除夕夜，放囚犯回家，和家人团聚，春节后再回狱服刑。 元宵节，放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花灯，让囚犯体验节日的快乐。
经过一年的整治，遂昌的风气大为改观，老百姓拥戴汤显祖，他也喜欢上了遂昌，在他的诗里，遂昌俨然成了世外桃源：“风定乌纱且莫飘，莲城秋色半寒潮。 黄花向客如相笑，今日陶潜在折腰。 ”[20]“陶潜”就是陶渊明，汤显祖自喻和陶渊明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但看到遂昌如今的美景也从心底里臣服，可见汤显祖对自己在遂昌的作为相当满意。 汤显祖在遂昌任上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口碑，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 本来，作为知县，三年一迁，以汤显祖的出色政绩，完全有可能往上升迁一级。 但汤显祖在遂昌做官5年，超过一届，朝廷对他的政绩不但不认可，反而指责他“纵囚”事是目无王法，沽名钓誉。 这让他心生郁闷，但并没有因此辞官。 如果不是矿税事触碰了他的价值底线，他会在遂昌继续做他的七品芝麻官。
遂昌虽然是山区，却藏着人间最宝贵的财富——金矿，自唐朝开始，便是朝廷登记在册的重要金银产地。 明神宗时，派出的宦官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开矿，担任矿监税监，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无所不为。 矿税之兴，宦官搜刮地方，使得当地民不聊生。 作为老牌金矿产地，遂昌在劫难逃。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宦官曹金到达遂昌。 对于明神宗的矿税政策，汤显祖极力反对，但又无法阻止宦官们的层层剥削。 他无奈、绝望至极，递交了一份辞职书，未等朝廷批复，就高挂官印，径直归乡而去。
“临川四梦”，迎来人生高光时刻
回临川之后，汤显祖隐居在家，再没有出仕。 他归隐山林的思想早在未出仕前已经萌生。 隆庆四年（1570），汤显祖顺利中举，游览古刹云峰寺时，不慎将头上的簪子掉落莲池，触景生情，写了《莲池坠簪题壁二首》，其中一句曰：“虽为头上物，终是水云心。 ”[21]此时的汤显祖前途一片光明，却滋生退隐之心，可见汤显祖对于自己走科举仕途一直存有怀疑态度，始终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摇摆。
对汤显祖出世思想产生影响的是好友达观。 汤显祖尊称罗汝芳为师，达观为友。 [22]因《莲池坠簪题壁》诗，汤显祖与达观结缘，并成为终生的知音。 他们时常讨论“空”“色”“中观”“无生”“无情”等佛学思想，据《法华经·五百弟子授记品》，达观曾在南京雨花台高座寺为汤显祖授记[23]，足见他对汤显祖灵性发展的引导。 矿税之事兴起时，汤显祖曾邀请达观来遂昌，陪达观游遍了遂昌的寺庙，这次与达观的短暂相处与交流，在客观上促成汤显祖下定隐退的决心。 出世成为汤显祖摆脱仕途不顺的方便之门。 [24]在达观佛学思想的导引下，汤显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选择出世也就成为必然之事。
回到临川的汤显祖，做的第一件事是建造沙井新居，盖玉茗堂。 清初文人钱谦益描述玉茗堂：“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25]卸下官场羁重的汤显祖，在玉茗堂上与好友高谈阔论，作诗赏曲，实现了做个“偏州浪士，盛世遗民”[26]的愿望。 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1616年7月29日）[27]，汤显祖溘然长逝，享年66岁。
汤显祖一生撰有《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部传奇作品，每部都写了一个梦，被后人称为“临川四梦”。 他喜欢写梦，也善于写梦，让笔下的主人公做了四个不同的梦。
第一梦，是《紫钗记》中霍小玉的梦。 《紫钗记》创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是汤显祖在南京任南京太常寺博士，闲暇时，对之前创作的未完稿《紫箫记》进行删改润色而成。 女主角霍小玉在元宵节观灯时不慎遗落紫钗，被书生李益捡到。 李益得知是小玉之物，托鲍四娘以紫钗为彩礼，到霍家求婚，小玉同意，两人结为秦晋之好。 婚后，李益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状元，因没有去拜见卢太尉而获罪，被外派到边关守戍。 后来立下战功，卢太尉打算招李益为婿，哄骗李益说小玉卖了紫钗，已改嫁他人。 实际上，小玉在李益应试后生计成了问题，无奈才卖了紫钗，将就度日。 李益不知内情，和卢小姐成婚。 黄衫客是位侠义之士，了解霍小玉情况后，决定帮她。 他出面请李益到自己家小聚，并将李益送到霍小玉处。 此时的霍小玉已病重，李益见到后，痛心不已。 两人相诉分别后的遭遇，相互谅解，最终和好如初。
剧中的梦发生在第四十九出《晓窗圆梦》，霍小玉因思念丈夫李益做了个梦，梦见一位穿着黄衫的剑客，送她一双鞋。 梦醒后，小玉不明白什么意思，鲍四娘解梦说：“鞋者，谐也，李郎必重谐连理。 ”没想到，梦很快就应验了，黄衫客带着李益来到霍府。 写小玉的梦，文字不长，但对于小玉来说，梦反映了她的心境，是现实的真实投射。 这是汤显祖第一次写梦，梦作为一个片段在剧中出现，不是用来结构全剧的手段。
第二个梦，是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创造的闺阁女子杜丽娘的梦。 比起霍小玉的梦，杜丽娘的梦更为复杂，也更为致命，它导致杜丽娘死亡。 梦发生在第十出《惊梦》，江西南安府太守杜宝独生女杜丽娘，年方二八，在丫环春香的陪伴下，到后花园游春，被满园春色感伤，做了个梦，梦见柳梦梅，两人成欢，梦醒后，杜丽娘恍然若失，到园中寻梦，只见牡丹亭畔梅子累累，梦中景还在，而斯人已寻不见，伤感和绝望让丽娘终日郁郁寡欢，最终在中秋节当天病亡，但精魂未散。 三年后，柳梦梅进京赴考，经过南安，借居在梅花庵。 杜丽娘鬼魂获得阴间判官允许，回到人间，夜会柳梦梅。 当柳梦梅得知杜丽娘因梦而亡的实情后，冒着坐牢的危险，掘墓救出杜丽娘，杜丽娘因此回生。
第三个梦，是《南柯记》里的“南柯梦”，这是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罢官回乡后创作的。 剧中描写的“梦”与《牡丹亭》有所不同，做梦的是男主人公淳于棼，梦中经历了一生繁华，从时间跨度来说，比杜丽娘的梦长多了。 淳于棼本是吴楚之地的游侠，做过淮南裨将，后因贪杯被遣回乡，郁闷寡欢，与当地群豪聚酒斗乐过着日子。 一天，醉酒后，他梦见被蝼蚁国国母招为驸马，被授为南柯太守。 在位二十多年，也做出了一些政绩。 公主死后，他升任为右相，变得侍宠骄纵，最终被弹劾回乡。 淳于棼醒来，剩的半杯酒尚有余温。
第四个梦，是《邯郸记》里卢生做的邯郸梦。 《邯郸记》创作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和《南柯梦》一样，属于男人的功名梦。 卢生是邯郸县赵州桥附近的一个地主，赵州桥前后左右的田地有一半属于他的，每年收成九石九斗以上，在当地属于殷实之家，但因屡试不第，依旧不得意。 吕洞宾识出他有仙分，打算成全他，给他一个瓷枕。 卢生枕着瓷枕，进入梦境。 从第四出《入梦》，到第二十九出《生寤》，卢生在梦中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享尽荣华富贵，但也遭人算计险走鬼门关，尝尽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大富大贵，最终淫乱而死。 梦中六十年，梦后黄粱未熟，卢生大彻大悟，随吕洞宾升仙入道而去。
在这四个梦中，“南柯梦”和“邯郸梦”的梦境在剧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南柯记》共44出，梦境占了33出； 《邯郸记》共30出，梦境占了26出，说明汤显祖随着创作技巧的成熟，随着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加深，他对梦的运用更臻于圆熟，更为大胆。 《邯郸记》的梦境几乎贯穿全剧，但几个梦的内涵与作用各不相同。 杜丽娘的梦，因情深而起，是少女内心情感的一种表现。 “南柯梦”和“邯郸梦”是现实生活的梦魇，是明末社会政治、专制制度的投射。
写梦，着意不在梦的形式，而是专注于梦的内容，写梦中情，写梦了，使梦具有一种意境，这是汤显祖写梦高级的地方。 “南柯梦”和“邯郸梦”具有禅意。 汤显祖让淳于棼和卢生做着名利梦，但他们又不是一直梦着不醒，最后都让他们觉醒，觉醒后成仙归佛。 这种“禅意”是汤显祖创作思想的超人之处，也是他的剧作区别于他人而自成风格的制胜法宝。 后来的戏曲创作者模仿汤显祖写梦的方式，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超过汤显祖的“四梦”。 但小说方面有一部，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与《牡丹亭》相媲美。 研究专家认为《牡丹亭》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影响。 但《红楼梦》是小说，不是戏曲。 所以，我们称汤显祖是最会写梦的剧作家，也是把梦写得最为彻底、最精彩的剧作家。
“因情感梦”，闺阁中多有解人
《惊梦》是《牡丹亭》中最重要的一出戏，是全剧的关键，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悲欢离合、生死相恋，由此一梦而派生。 可以说，没有《惊梦》，就没有《牡丹亭》。 昆曲舞台上经常演出这出折子戏。 “惊梦”，从字眼来看，用“惊”字来修饰“梦”，非常独特。 从杜丽娘做梦的情节来理解，“惊”含有震惊、惊喜之意。 杜丽娘被自己做的梦所震惊、所惊喜，足见此梦的非同一般，也说明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梦。
如果说《紫钗记》里霍小玉的梦是少妇思夫，那么《牡丹亭》里杜丽娘的梦是少女的情梦。 这个梦改变了杜丽娘的人生轨迹，她因为此梦而病逝，又因为梦中人柳梦梅的出现而复活。 所以，这个梦不是普通的梦，是一个白日梦，而且是一个性梦。 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士提出“性爱的白日梦”理论，他说：“过了十七岁，在男女白日梦里，恋爱和婚姻便是常见的题目了。 女子在这方面的发展比男子略早，有时候不到十七岁。 白日梦的宛转的情节和性爱的成分，虽不容易考察，但它在青年男女生活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少女的生活里，是无可怀疑的。 ”[28]白日闲睡，对于杜丽娘来说，不是第一次。 在第三出《训女》里，杜宝听说女儿经常“白日眠睡”，非常不满，希望女儿闲暇时多读书而不是贪睡，所以才有延聘塾师陈最良教授杜丽娘读书的事。 平常闲睡时，杜丽娘是否做梦了，原作中没有明确提到。 可以假设，即使杜丽娘曾做过梦，那也应该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昼眠而梦的范围，但杜丽娘游园后做的梦，与平常做的梦有所不同，是关于男女两性的梦。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将白日梦等同于幻想，认为白日梦是人幻想的产物。 在西方心理学家眼里，白日梦不是指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梦，而是超越现实，打破时空界限的一种幻想活动。 杜丽娘的白日梦确实是在睡眠状态下产生的，但也具有幻想的成分，是她阅读《诗经》和游园后，对爱情产生渴望，是内心情感追求的外化，既有生理内涵，也符合心理学内涵，富有双重内涵。
白日梦原是个人内心的精神幻想，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杜丽娘明白自己做了个梦，但她依然到花园去寻找梦中情境、梦中之人，是因为她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梦。 对于孤独的她来说，梦，让她感到温暖，现实太冷了，她想在现实中寻找到点滴的温暖，让这温暖成为她活下去的勇气和理由。 在花园里寻梦无果后，她对梦依然没有放弃。 “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牡丹亭》第十二出《寻梦》）。 她看到花园中的花花草草恣意生长，体悟到生命是自由的，生死也是自由的，只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活过一次，人生便无憾。 时光早已流转，美梦不可重来，情爱已如烟飞散，灵魂也随梦飘去，现实的杜丽娘成为一具空壳。 梦中的柳梦梅是她理想中的人俊，如果继续活着，父亲会把自己嫁给平庸之辈，那是自己无法接受的现实。 寻梦之后，她已经对现实失去信心，不相信在生活中还可以寻得梦中之人，但又深深地眷恋自身的爱情理想，所以，她只能选择死。 她看到梅树后就说自己死后要葬在梅树下，已经暴露了她的心事。
以死的、静态的方式来守候梦中的爱情理想，对于闺阁中的少女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死就是情的实现，是获得情之不朽的方式，不是消极的行为，而是守护爱情理想、等待梦中情人到来的积极行为。 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是积极而乐观的。 正因为精神积极、灵魂不死，杜丽娘病亡后，肉体三年保持不腐，最终等到梦中情人的到来。 所以说杜丽娘的“情梦”里的“情”，也不是普通的“情”，而是“至情”，是“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情”，如果“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9]。 汤显祖赋予“至情”以深刻的哲理内涵，《牡丹亭》的“梦”具有象征意味。 它的伟大之处在于，让动情的杜丽娘在梦中实现了情缘，而不是在现实中。 如果在现实中发生，杜丽娘和柳梦梅幽会，那是出轨，会与汤显祖意图要营造的至情思想相违背。 同理，为了复活，汤显祖没有让杜丽娘的灵魂和尸首随死亡而消亡，而是让她的灵魂去寻找柳梦梅，为重生做好铺垫。 用象征手法来结构剧情，是《牡丹亭》的高级之处。
《牡丹亭》问世后，阅读《牡丹亭》、观赏《牡丹亭》成为一时风气，这种风气从明末一直延续到整个清代。 在这些读者中，有一批是女性读者。 俞二娘是娄江（江苏太仓）女子，年纪与杜丽娘相仿，她爱读文史书，其父出于怜爱，经常买书给她，但她所做的笔记、注疏，父亲都看不懂。 一天，父亲给她新出版的《牡丹亭》，她读了很久，神色黯然。 汤显祖从朋友处得知俞二娘读《牡丹亭》不久断肠而死。 这令汤显祖非常伤感，写了两首诗《哭娄江女子》，悼念俞二娘：“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 如何伤此曲？ 偏只在娄江。 ”“何自为情死？ 悲伤必有神。 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30]汤显祖认为俞二娘是位有心人，她读懂了《牡丹亭》，无异于他的知音。
冯小青读《牡丹亭》的故事也流传很广。 冯小青容貌艳丽，能文善诗，但因出身低贱，被卖给杭州的冯生做妾，受到冯生之妻悍妒，一人住在西湖边的别墅里，寂寞、冷清，不到两年，患肺病而死。 生前感叹自己红颜薄命，曾夜读《牡丹亭》，再三咏玩，感慨万千，写了一首饱含血泪的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31]
除了冯小青，商小玲的故事也很感人。 明末的商小玲擅长演《牡丹亭》里的杜丽娘。 据说她曾爱上一位俊俏书生，因故不得遂愿，忧郁成疾。 她每演《寻梦》《闹殇》时，如身临其事，缠绵凄婉，泪痕盈目。 一天正在舞台上演出《寻梦》，唱到“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悲歌哀痛，如泣如诉，倒地身亡。
还有三位女性读者值得一提，她们也是批评家，曾对《牡丹亭》做过评点，她们是陈同、谈则、钱宜。 三人先后与清初文人吴舒凫有过婚约，陈同与吴舒凫订过婚，但未婚而夭； 谈则嫁给吴舒凫后，没过几年病亡； 钱宜为吴的续弦。 她们都点评过《牡丹亭》，陈同评点了《牡丹亭》上卷，谈则补评了下卷，钱宜点评了全书，并在丈夫帮助下典钗筹资刊印全书。 因吴舒凫所居之处曰吴山草堂，故她们被称为吴吴山三妇。 《牡丹亭》吴吴山三妇评点本饱含着这三位青年女子的感情，浸透了她们的心血。
这些年轻的女性读者有的曾阅读过《牡丹亭》，后来患病离开人世，这不免容易令人滋生错觉，以为是《牡丹亭》内蕴某种力量，加速这些女性的死亡，就如杜丽娘之死一样。 但杜丽娘是因爱情的不可实现抑郁而死的，那么，俞二娘、冯小青、陈同、谈则等人的早亡与阅读《牡丹亭》的行为是否有关联呢？ 美国学者高彦颐把女性读者阅读《牡丹亭》而早亡的现象归因于阅读过程中的精力消耗。 她认为，许多女性读者痴迷于《牡丹亭》，决不是一种简单的视力活动或脑力活动，而是她们生命存在的一部分——她们因为热爱《牡丹亭》、热爱阅读，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最终导致她们寿命的缩短。 女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显现出的智慧才华与其消耗的生命能量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即女性读者阅读得越多、越频繁、越富于创造性思维，其生命也随之损耗得越快，智慧的累积和生命的消耗互为对立、相为抵牾。 陈同、谈则、小青等女性读者具有过人的智慧却早夭，证明阅读行为隐藏着一种生命负能量。
那么，对于这些早殁的女性读者来说，阅读《牡丹亭》意味着什么？ 对于一位健康的读者来说，阅读书籍是一个具有正能量的文化接受过程，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反而会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 但对于一些多病多愁的读者来说，阅读行为会带来对个体生命能量的透支。 既然如此，女性读者为何会不顾生命危险还去阅读《牡丹亭》，而且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写剧评诗、做评点呢？ 当一个人处于病痛之时还持续地阅读、评点，说明阅读、评点不仅是形而下的学习或创作行为，而且具有超凡的形而上的精神内涵，它可以使人忘却肉体的疼痛和疾病的折磨。 喜欢阅读《牡丹亭》是因为《牡丹亭》开启了情感之门，令女性读者体验到超越肉身的精神愉悦，实现了对于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的体认。 从这个角度看，阅读《牡丹亭》意味着对病痛的超越、对肉身的超越、对现实的超越，更意味着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具有深刻的生命内涵。 在阅读之时，女性读者的个体生命获得充分展开，在写诗和评点之时，她们的精神生命无限延伸，获得了永恒。 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行为。
注释：
[1][日]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上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30页。
[2][明]沈德符编撰：《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填词名手”，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87页。
[3][清]林以宁撰：《还魂记题序》，陈同、谈则、钱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卷首，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梦园刻本。
[4][明]汤显祖撰：《二京归觉临川城小》，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5][明]汤显祖撰：《三十七》，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
[6][9][明]汤显祖撰：《答管东溟》，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四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5页。
[7][8][明]汤显祖撰：《秀才说》，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三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8页。
[10][明]汤显祖撰：《耳伯麻姑游诗序》，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三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0页。
[11][明]汤显祖撰：《牡丹亭记题词》，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三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3页。
[12][13]龚重谟著：《汤显祖大传》，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29页。
[14][明]汤宾尹撰：《睡庵稿》，引自徐扶明编著：《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
[15][明]汤显祖撰：《寄帅惟审膳部》，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四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3页。
[16][明]汤显祖撰：《秋发庾岭》，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17][明]汤显祖撰：《南华寺二首》，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页。
[18][明]汤显祖撰：《香岙逢胡贾》，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19][明]汤显祖撰：《黎女歌》，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页。
[20][明]汤显祖撰：《九日登处州万象山，时绣衣按郡》，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页。
[21][明]汤显祖撰：《莲池坠簪题壁二首》，徐朔方笺校： 《汤显祖全集》卷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页。
[22][明]汤显祖撰：“吾师罗明德夫子而友达观”，《答管东溟》，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四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5页。
[23][24]周育德著：《汤显祖论稿》（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1-72页、76页。
[25]钱谦益撰：《汤遂昌显祖传》，载《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563页。
[26][明]汤显祖撰：《答张梦泽》，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 卷四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0页。
[27]此采用徐朔方先生考证之说。 关于汤显祖去世日，还有其他两说。 一是龚重谟据《文昌汤氏宗谱》，认定汤氏去世日为万历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1616年11月6日）亥时，二是黄芝冈认为《文昌汤氏宗谱》所载“九”为“六”之误，认定汤氏去世日为万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616年8月4日）。
[28][英]霭理士著、潘光旦译：《性心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6页。
[29][明]汤显祖撰：《牡丹亭记题词》，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三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3页。
[30][明]汤显祖撰：《哭娄江女子》，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11页。
[31][明]无名氏撰：《小青传》，载张潮评辑：《虞初新志》卷一，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第16页。
责任编辑／王巨川
(《传记文学》 2021/06 期刊架位号[5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