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架位号[1262]](./W020211221549763974892.png "期刊架位号[1262]")
2021 年3 月，“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再度以辉煌灿烂的新发现震惊世人。 作为发现范围较广、考古时间较长、文化内涵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被世人赞誉为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在历时长达百年的考古发掘中，三星堆遗址先后出土了青铜神像、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大玉璋、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巨青铜面具、象牙、玉琮、玉石器等国宝级文物千余件，它向世人展现出一个神秘而全新的古文明。 尤其是形制奇特、手型怪异的青铜立人像，令世人惊叹不已，不少网民戏称三星堆遗址是“异域文明”。 事实上，三星堆的谜团还远不止于此。 神秘的三星堆遗址究竟暗藏了哪些故事？ 昙花一现的古蜀国又是如何消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呢？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蜀国， 解密三星堆， 去领略巴蜀大地上多元一体的中华古 文明。
深穴探宝
距离四川省成都市东北侧不远的龙泉山下，有一处名为广汉的地方，此地因“广至汉水”而得名。 在广汉市南兴镇（今三星堆镇）的真武村附近有一处秀美的月亮湾，此地位于湔江（民间俗称“鸭子河”）河畔，因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如月牙儿，故名“月亮湾”。 20 世纪20 年代，月亮湾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一位名叫燕青保的农户就居住于此。 在月亮湾的对岸，也就是马牧河的南侧，原本有3 座高大凸显的黄土堆， 极目远望，这3 座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3 颗金星，这就是名冠天下的“三星堆”。
燕青保和他的父亲燕道诚常年在三星堆一带耕作。 1929 年春，干旱使父子俩耕作的农田皲裂开来，为此他们打算将自己田地附近一条淤塞的小溪疏浚一下，以便通渠灌溉。 正当燕青保在小溪中掏挖淤泥之时，突然挖到了一块坚硬的石环。 燕青保费劲地掀开石环，发现下面是一个厚实的土坑，里面装满了各种玉器。 燕青保急忙将石板盖好，回家告诉父亲燕道诚，说在自家的地里挖出了宝贝。 当晚夜深人静之时，父子俩携带挖掘器具将坑内的古玉、石器等尽数藏至家中。 经过一番清点，共有璧、璋、钏、珠、斧、刀等400 多件玉石器。
燕氏父子以为是上天垂顾，燕家从此可以富贵亨通，谁料想，当他们再去“探宝”之时，却一无所获，空手而归。 不仅如此，燕氏父子还得了一场大病。 这场突如其来的“厄运”，使燕氏父子深信挖出的宝贝触犯了风水，遂不敢再行挖掘。 为了“破财消灾”，燕氏父子决定将玉器分送他人。 很快，玉器就在广汉古玩市场上流行起来，有关广汉出土有大量玉器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地古董商纷至沓来。 经过一番炒作，“广汉玉器”成为成都古董市场上的新宠。
不久，这一消息被正在当地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获悉。 董宜笃察看燕氏父子挖掘出来的几件玉环、方玉和玉刀后，初步判定这批玉器颇具价值。 为了避免乡民盗挖，董宜笃找到广汉驻军长官陶宗伯旅长，请求旅长派兵保护，并将已经散失的玉器寻回。 1930年初，董宜笃挑选最为精美的5 件玉石交给华西协合大学美籍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 戴谦和看过后，认为这批文物颇具考古价值，于是决定亲赴广汉考察。 1931 年6 月， 董宜笃与戴谦和等人，在陶宗伯和警卫的护卫下来到三星堆遗址考察，后将所挖出和征集到的玉石器送至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收藏。 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教授葛维汉获此文物后喜出望外，经过一番鉴定，初步确定这批玉石器为周代礼器。 出于职业敏感，葛维汉决定亲赴三星堆考察。 然而囿于时局动荡，直至1934 年，葛维汉、林名均（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教授）等一行人会同当地县长罗雨苍，才对三星堆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 他们在一条长12 米的沟内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以及陶器残片， 共计600 余件。 庆幸的是，由于当地匪患严重，整个考古工作只进行了10 天便草草收场，葛维汉等人除发现一些陶器、玉器和石器之外，并未发现那些深埋于三星堆下的古蜀文明重宝，使这些国宝免遭流失海外的风险。
广汉玉器的发掘工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2 年秋，成都金石学家龚熙台在购得广汉玉器后，撰有《古玉考》一文，认为燕宅旁发现的玉器坑为蜀望帝葬所。 戴谦和在1934 年撰写《四川古代石器》一文时， 介绍了玉器发现的经过。 葛维汉于1936 年撰写《汉州发掘简报》一文，详细记述了广汉古蜀文明考古详情。 作为一名实地参与考古的中国人，林名均深感博大精深的中华古文明应由国人揭晓， 于是他给远在日本、同样是四川人的郭沫若去信， 并将三星堆的发掘情况一一陈述。 1934 年7 月，旅居日本并潜心研究甲骨文的郭沫若在给林名均的回信中，表达了他对广汉发掘所取得成果的兴奋心情，并认为广汉出土玉器与华北、华中地区的考古发现相似，证明古蜀国曾与中原王朝有过接触。 他还进一步从商代甲骨文中的“蜀”以及蜀国曾参与周人克商等史料出发， 认为广汉遗址大约处于西周初期。 1942 年，林名均发表《四川古代文化史》一文，文中对三星堆遗址的时间进行了细致考究。 中外学者都预感到三星堆文明是揭示古蜀国以及商周文明的关键，三星堆遗址犹如一座沉睡的宝库，静静地等待着世人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重现天日
建国初，三星堆遗址重启发掘工作，冯汉骥等人就参与其中。
冯汉骥，早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学习，1936 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冯汉骥筹办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 抗战内迁后，他主持四川博物馆筹建工作。 1949 年后，冯汉骥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开始主持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 他与葛维汉等人交往颇深，因此对三星堆遗址的情况较为熟悉。 1963 年9 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冯汉骥指导对三星堆遗址进行1949 年后的首次发掘，并发掘出三星堆城墙遗址。
从鸟瞰图中可知，月亮湾土埂与三星堆堆子隔马牧河相望，形成了所谓的“三星伴月”景观。 至于三星堆堆子到底是什么，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城墙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祭祀台，原本是否为一个堆也未尝可知。 之前，人们以为月亮湾和三星堆是两个独立的遗址，随着发掘深入才意识到，实际上是同一个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生活区，南部为祭祀区，故统称为三星堆遗址。 在冯汉骥等人的主持下，三星堆遗址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遗憾的是，冯汉骥因病倒下，发掘工作一度陷入停顿之中。
转眼间，就到了20 世纪80 年代。 广汉作为中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之下，乡镇企业迅速壮大。 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在三星堆高大耸立的土堆周边建有一个砖厂。 1980 年初，四川省考古队进驻三星堆之时， 三星堆还有两个半土堆； 到1986 年时，由于砖厂经营规模的扩大，土堆所剩无余。 当地农民称这种土为“神仙土”，但凡考古队发掘过的地方，农民都会来此取土。 对于取土的农民而言，经过考古队的一番清理，土里的“杂物”大多清理干净，便于制砖。 有时，农民挖到一些稀罕之物也会主动交给考古队鉴别。 尽管如此，农民挖土的速度远快于考古队的发掘进度，一场与古文明之间的赛跑就此拉开。
1986 年盛夏，砖厂内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劳作着。 7月18 日，正当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取土时，突然在距地表约2 米深的地方挖出几件玉器。 考古人员闻讯赶往现场，发现是一处重要的遗迹，自此拉开了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帷幕。 经过一番考古发掘，坑内先后清理出青铜人头像13 件。 经过修复整理， 还有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铜瑗等青铜器178 件以及玉器129件、石器70 件、陶器39 件、海贝124 枚、金器5 件。 其中， 最著名的莫过于一根长 1 米多、重500 克的金杖，是同时期国内发现的最大金器。 由于坑中器物多为祭祀所用，这个坑也就被命名为一号祭 祀坑。
正当一号祭祀坑发掘工作准备收尾之际，一个更大的“ 惊喜” 出现了。 8 月14 日上午，在一号坑不远处，一位农民取土时发现一个青铜面具。 不久，在考古工作者的介入下，人们又先后发掘出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等旷世古物，这些文物随后成为三星堆文明的标志。 据统计，二号祭祀坑共出土文物1300 多件，海贝4600 多枚。 随着两个祭祀坑发掘工作的深入，三星堆遗址保护区也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文保单位，一系列的保护法规和规划也相继出台，区域内的砖厂、液化气站也都搬迁。
20 世纪80 年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器型独特精美的文物，使我们看到了淹没数千年之久的古蜀王国的真实面目，领略到了三星堆人那雄伟神圣的祭祀文化。 当时的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兵马俑的发现更要非同凡响，堪称“世界第九大奇迹”。 至此，三星堆遗址也以崭新的面貌，重现于世人 眼前。
古蜀文明
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湔江河畔，为何会出土数量如此巨大的玉石器物呢？ 据考古学家推断，在距今4000 多年前的巴蜀之地，曾出现过一个光辉璀璨的青铜文明。 三星堆所处的古蜀国，历史上是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之一。 强盛一时的古蜀国，对周边地域的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囿于缺乏确切的文字记载，今人对古蜀国的情况始终存疑。 然而，无论是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还是关中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文都佐证，古蜀国确有存在。 专家推断，古蜀国是以三星堆为中心向四周延展开来的， 是当时中原王朝之外的 方国。
相传上古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古羌族人逐步向岷山一带迁徙，后世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之人称为蜀山氏。 传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生下一子，名为蚕丛。 蚕丛，又称蚕丛氏，据说是古蜀国的首位君王。 他建立了古蜀国，并代代相传。 蚕丛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养蚕专家，其名也源出于此。 蚕丛在巡幸蜀地时常穿着青衣，因此被人们尊称为“青衣神”。 在蚕丛担任君王之前， 古蜀人大多以牧业为生， 兼营狩猎与养殖。 蚕丛见岷江一带适宜种植桑叶，遂劝课农桑，并逐步发展起农耕文明。
古蜀国一度十分强盛，是中原王朝沟通西南边地和青藏高原的咽喉要地。 据记载，夏朝末代君王桀为了征服古蜀国，派遣大将军扁攻打蚕丛和有缗氏。 蚕丛自知不敌大军，遂与有缗氏合计献上美女以求和。 夏桀被美女所迷惑，下令撤兵。 商代时，蚕丛被其他部落击败，蚕丛的子孙后裔也大多逃散至他处。
蚕丛死后，古蜀国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君王， 名叫鱼凫。 唐代诗人李白评有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鱼凫在担任国君期间，正值商王朝濒临崩溃的边缘。 因与商纣王不合，古蜀国参加了周武王讨伐纣王的会盟，并在伐纣的洪流中担任主力军。 《尚书》中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也就是说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古蜀国的军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说，古蜀国军队出战时大多载歌载舞，并用悠长宛转的嚎叫声彰显军威，还以神明附体的傩舞仪式为军队增添士气。 无疑，这些仪式都是对敌人的一种蔑视与威慑。 尽管古蜀国与商朝时常发生战争，但凭借蜀道的天堑、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古蜀国人始终过着相对安逸和封闭的生活。
春秋时期，古蜀国愈发强盛，一度欲灭亡周边的巴国。 公元前316 年，正值战国称雄之际，巴蜀风云再起，古蜀国的君王率大军向苟延残喘的巴国大肆进攻。 巴人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亡国。 无奈之下，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 此时，秦国深知进攻蜀国的时机已然成熟，秦惠王遂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等率师伐蜀。 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古蜀军不得不从巴国退兵，迎战秦军。 这场大战并未持续太久，古蜀军便溃败不堪，古蜀国的君王也在战场上丢掉了性命。 随即，秦军攻占古蜀国都城，从而宣告古蜀国的灭亡。 不久，秦军东伐巴国，巴国灭亡。 战争的硝烟散去后，曾经盛极一时的古蜀文明瞬时消匿于历史长河之中，仅留下悲鸣的神兽玉器在古蜀国的故土上泣血哀啼。
或许是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古蜀国人也崇信巫觋，因此将青铜和玉器作为祭祀的礼器。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神面具以及兽鸟图案就是这一真实写照。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不仅是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代表，也是典型的祭祀礼器。 此青铜立人像高约170厘米，身着一件燕尾服式的袍子，赤着脚站在一个高高的底座上，是现存商周时期最高的青铜立人像。 铜像两手一高一低，呈握东西状。 专家从这个铜像的神情和手势中推测，此人应是一名巫师，这尊立人像应是祭祀中所用到的器具。
此外，三星堆文物中还出土有金杖、青铜神树等祭祀文物。 金杖长约142 厘米， 上面雕刻有精美、神秘的纹饰以及两只相向的鸟和两背相对的鱼，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还压有一只箭状物。 另外，杖上还刻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 据考证，树上所站立的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代表太阳的神鸟。 在繁茂的树枝和果实上还雕刻有尾在上、头朝下不断攀缘的神龙，这些鸟兽都与古蜀国的祭祀文化有关。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数量如此庞大的祭祀礼器为何会埋葬于坑内呢？ 因为尚无确切的文字记载，人们只能依靠猜测去解释这一现象。 目前，较为流行的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在三星堆文明的后期，掌管宗教祭祀的神族不满足现有权力，大肆制造青铜礼器以集权。 消耗大量的财力与物力，这对于一个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也许就在神族大肆集权之时，掌管部族事务的王族觉得自己的权力深受威胁，于是对部落神族进行了大清洗。 一种说法认为从三星堆礼器排练整齐的样式可知，这些礼器极有可能是每代君王去世后的陪葬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愤怒的民众因不满古蜀国君王或祭司的残酷压迫，遂将祭祀所用的礼器毁坏并深埋于土地之下。
谜团还未解开，现在的我们只能从遗址出土文物或少量的历史文献中猜测古蜀国曾经的辉煌与落寞。
文明宝藏
2021 年初，重启后的三星堆考古工作再次引起世界瞩目。 与以往相比，这次考古工作不仅发掘有大量的精美器物，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运用也是此次发掘工作的亮点之一。
据参与考古工作的相关人员回忆，20 世纪80 年代的考古环境就是一片田野，田野前面就是砖厂，取土烧砖的工人就尾随其后，催着考古队赶紧发掘。 如今的考古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数个通透的玻璃房子将新发现的“祭祀坑”罩住。 这些玻璃房子由探方工作舱、现场考古实验室、文物应急保护室、文物修复实验室、仪器分析实验室等组成，一方面可以实现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考古工作高质量、高水平推进； 另一方面，也便于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让广大网友实时收看考古发掘进展。
除此之外， 整个工作舱也充满了“科技范儿”，为了保障出土文物的安全性与完整性，工作舱使用了小型变频环境控制系统和高压微雾加湿系统，可以实时调节舱内温度与湿度，使考古现场始终保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之中，从而减少对出土文物的损害。 全视频记录系统， 通过8 台400 万星光级的网络摄像机、1 台工业全景相机全程记录考古发掘过程，为专家今后的研究提供第一手的发掘视频资料。 为了保障考古人员和出土文物的安全，工作人员一般不直接进入坑内作业，而是利用可移动式作业平台，视需求适时调整方位。 为了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对出土文物的损害，所有进入舱内的工作人员都要穿着防护服在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工作，并且还将用于军事的排雷靴改造成适合考古发掘的工作靴，穿上这种靴子可大大减轻对坑内地面的压力。 在考古“工作舱”旁还设置有各种文物修复及保护工作的实验室和库房，各种检测仪器与先进设备一应俱全。
在高科技力量的“加持”下，本次考古发掘工作的专家阵容也颇为豪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加入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之中， 他们来自各个研究领域，涵盖考古学、历史学、文物保护技术、环境学、动物学、植物学、材料科学、化学、地质学等，甚至为了探明祭祀坑的“火燎”情况，还邀请专业消防人员参与研究。
从目前的考古进展可知，三星堆遗址新发现有6 座“祭祀坑”， 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加上20 世纪80 年代所发现的2 个祭祀坑，专家们普遍认为，这8 个“祭祀坑”总体构成了三星堆祭祀区，是古蜀国专门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场所。 正如《左传》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体现了三星堆遗址已具备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独特的技术、艺术和精神信仰。 可以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意义远不止古蜀文化本身，它对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三星堆遗址的众多未解之谜将逐一被世人揭晓。
【责任编辑】王 凯
4129272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