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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儒佛文化圈的形成(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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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往中亚、欧洲的陆上通道和通往东亚、东南亚、西亚地区海上航线的总称,它拓宽了古代中国人的国际视野,加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联系。文化圈是当今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位于东亚和东南亚,以汉字为传播媒介,以中国本土的儒学和古印度大乘佛教相结合的思想作为伦理基础和宗教信仰,其范围包括东亚的中国、韩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越南和新加坡等国家。在儒佛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往中亚、欧洲的陆上通道和通往东亚、东南亚、西亚地区海上航线的总称,是古代东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即人们常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间,张骞出使西域后形成了它的基本干道。陆上丝绸之路以两汉都城长安或洛阳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达玉门关,出玉门关和古阳关后,向西到达新疆,进入新疆后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继续西行。北线经吐鲁番、吉木萨尔、伊宁前往里海沿岸。中线经楼兰、焉耆、轮台、库车、温宿、喀什,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地中海东岸地区。南线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若羌、且末、民丰、和田、莎车,翻越世界屋脊过阿姆河到伊朗,最终到达东罗马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城。丝绸是古代中国人发明的一种纺织品,直到汉代也只有中国出产丝绸。陆上丝绸之路上运输了大量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一书中首次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之后这一名称被广泛接受。1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东部或南部沿海出发到达域外的海上航线,有东、西线两条线路。东线是指从中国沿海的登州、扬州、明州等地出发到达日本、高丽的海上航线。南线是指从扬州、明州、泉州或广州出发达东南亚、南亚,再跨过印度洋到达西亚阿拉伯地区和非洲东海岸的航线。唐德宗贞元年间的宰相贾耽,在其著作《皇华四达记》中对这两条海上航线有详细的记录,称这两条航线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和“广州通海夷道”。

  丝绸之路在地理上尽管只是一条跨越亚欧大陆的通道,然而它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重大,外来的文化思想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二、儒佛文化圈、儒佛文化思想

  文化圈是指在一个较大的空间和持久的时间内形成的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区域,这一概念是德国民族学家格雷布纳在1905年发表的《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一文中首次提出。格雷布纳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个地方产生,然后向四周传播,形成以该地文化现象为中心的“文化圈”,而一个文化圈的边缘又与另一文化圈相交叉。在当今世界,主要有四个大的文化圈,即基督教代表的西方文化圈,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半岛与中南半岛上信仰印度教和佛教的印度文化圈,东亚和东南亚的佛教与儒教文化圈,简称儒佛文化圈。儒佛文化圈也称作汉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日本学者西屿定生给出的儒佛文化圈的定义是:以汉字为传意媒介,以儒家思想为伦理基础,以律令制为法政体制,以大乘佛教为宗教信仰的文化区域,其大致范围包括今天的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

  在世界四大文化圈中,只有儒佛文化圈是由两个不同地域的宗教文化思想融合而成的,即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和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思想。儒家思想产生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农耕社会,它的核心是“礼”和“仁”,是贯穿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主导思想。佛教思想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古代印度,佛教主张“缘起论”“因果业报论”和“轮回的生命观”,具有一定的人文主义特色。佛教与儒家思想能很好地融合,在于两者有很多相似性和互补性,比如它们都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性,希望通过自我约束和修炼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儒家思想提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这是一个不断约束、修炼、超越自己,实现人生最高理想的过程。佛教也强调人的自我约束和超越,希望通过个人的参悟、修行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儒家思想追求入世、对社会负责任,而佛教思想追求出世和自然放松。所以,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合拍和互补的地方,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道家思想相互渗透、补充、融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儒佛文化思想。2

  三、丝绸之路与儒佛文化思想的形成

  在古代,东西方之间的宗教传播途径与当时的商业贸易路线一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也是通过海上、陆上丝绸之路这两条商道,所以儒佛文化思想的形成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

  公元前后,佛教先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具体路线是先从西北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传入古代西域,再由西域传入中原地区。西域所指地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中国新疆。有关佛教沿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最早的历史记载发生在两汉时期。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庐《浮屠经》。另有《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夜梦西方金人”,派郎中蔡愔等人前往西域求取佛经,并于永平十年(67)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印度僧人迎请到洛阳,安置在白马寺。两汉时期,初传到中国的佛教多在上层社会传播,人们多把它等同于黄老、神仙方术之类的学说。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社会战乱频繁,人们生活动荡不定,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质疑。而佛教的人文主义思想给广大百姓带来了许多慰藉,受到推崇。这一时期,大批域外僧人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传法译经,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域外僧人有鸠摩罗什和菩提达摩。鸠摩罗什是西域龟兹国高僧,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鸠摩罗什曾在河西走廊停留17年之久,对中原汉文化进行了长期的学习和研究,公元401年,他被迎请至后秦都城长安传法,在长安的十几年间潜心译经。他的译经是在准确把握经文思想的前提下,用简练明快的汉语转述出来,因此,译经内容准确、详实、全面,文字优美流畅,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中国佛教思想、佛教学派、宗派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自鸠摩罗什译经之后,佛教在理论基础上与儒家、道家并立,成为中国三大思想体系之一,为唐代的儒道佛三教合一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3据《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记载,菩提达摩是印度禅宗第28代弟子,公元527年左右,他沿海上丝绸之路把印度“禅宗”传到中国.印度“禅宗”提倡通过安心静坐、沉思默想的方式来领悟佛法精神,与中国道教、玄学又很多相似之处。菩提达摩曾在嵩山少室山下面壁9年,创立禅宗思想。禅宗后来发展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4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中国僧人为深入了解佛法,也把目光投向域外,沿丝绸之路到印度求法取经,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东晋高僧法显。法显西行求法之路非常具有开拓性和独特性。公元399年,他沿陆上丝绸之路到达印度,公元414年他由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回国后译经多部,并完成了流传至今的《佛国记》一书,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法显之后,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不绝于丝绸之路,成为一道风尚。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传法译经活动,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的传播。到了隋唐两代,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进一步中国化,许多具有中国理论特色的佛教宗派先后创立,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当属“禅宗”。禅宗由佛教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融合而成,从禅宗开始,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之时,沿丝绸之路到印度学法求经的风尚仍在继续,是佛经传译的又一个高潮。比较著名的有玄奘西行求法取经和义净南行求法取经。公元627年,玄奘沿陆上丝绸之路西行到达古印度,公元645年回国,后在长安设立译经院,主持佛经翻译工作。义净是继玄奘之后唐代另一位到印度求法的高僧。公元671年义净从广州出发,沿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印度学习佛法10年,公元695年回国,在洛阳、长安等地组织译场翻译佛经数百卷。玄奘和义净的求法壮举和译经活动标志着中国佛教学者对佛教教义研究的深化,也反映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深入。

  从中唐到五代这段时期,频繁的求法传经活动在丝绸之路上逐渐少了,而禅宗在这段时期发展很快,更加中国化了。两宋之时,理学兴起,两宋理学受唐代韩愈道统思想的启发和禅宗思想的影响,并渗入了老庄思想的成分,韩愈道统思想中包含了儒家孟子思想和佛教禅宗思想。所以,两宋理学是融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到了明代,王阳明的心理学大行其道,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思想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佛教在根本上深入到了中国文化之中。5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丝绸之路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对中国儒佛文化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四、丝绸之路与儒佛文化圈的形成

  今天的儒佛文化圈包括中国、越南、朝鲜、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流主要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与其他几种文明的相遇、碰撞和融合的交汇区也主要在丝绸之路上,因此儒佛文化圈的形成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

  (一)儒佛文化区域在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形成

  中华文化与其他域外文化在陆上丝绸之路交汇的区域有两个,一个是河西走廊,另一个是西域。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为了阻隔匈奴侵扰,保证丝路畅通,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88年之间,在河西走廊上设酒泉、武威、张掖和敦煌四郡,建阳关和玉门关两关,并先后移民数十万人到河西走廊一带垦荒屯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乱,许多中原世家大族迁移到河西走廊一带定居,把中原儒学带到了这里,让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昌盛。经过长期的开发和经营,河西走廊不但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也成为了中原汉文化与佛教文化最初融合交汇的一个区域。河西走廊上遗留有许多与儒教、佛教有关的文物,如武威的文庙和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群、玉门昌马石窟等。河西走廊早期的石窟造像承袭了西域龟兹,于阗等地鲜明的印度造像特色,并开始融入了汉文化艺术风格,形成独具特色的“凉州石窟模式”。6“凉州石窟模式”是中原汉文化与佛教文化最初融合交汇的典型案例。在河西走廊上,最能反映儒佛文化融合的文物当属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自公元366年的前秦时开凿,到元代结束,期间的1000年内,佛教由初传中国到与中国文化融合,并最终中国化的这个过程,在敦煌文物中反映得非常清晰。由于河西走廊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历代中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对之的经营,这里一直属于儒佛文化区域。

  西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也是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的交汇、碰撞的区域。公元60年,西汉帝国统一了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事务,加强了西域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汉西域都护府这种管辖方式,为汉以后的历代王朝管理西域开创了先例。7~10世纪间,强大的唐帝国在西域建立起了安西与北庭两个都护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有效管辖,促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原汉文化与佛教文化在西域的融合。唐时的西域受儒佛文化影响深刻,高昌(今吐鲁番)、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哈密等西域邦国,不但是丝路重镇,还是儒教与佛教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区。7公元11世纪以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西域相遇,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结果导致整个西域地区改信伊斯兰教,成为了伊斯兰文化圈的一部分。

  (二)儒佛文化圈在东南亚的形成

  东南亚地处三大洲、两大洋交叉的十字路口,区域内的马六甲海峡是连接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国际水道,是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东南亚地区是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交汇区,受多种文明的影响。由于地缘上距离印度非常近,许多东南亚国家早期受印度文化影响很大,多信奉来自印度的佛教,如中南半岛上的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多信仰小乘教,而马来群岛上的古室利佛逝国则信奉大乘教,古室利佛逝国是今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前身。8中华文明沿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东南亚后,对东南亚地区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里曾是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的交汇区,直到明朝初期,这里都属于儒佛文化圈区域。明成祖时,穆斯林商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为吸引穆斯林商人到东南亚经商,公元1415年,马六甲国王首先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原来信奉大乘佛教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开始改信伊斯兰教。公元1498年,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航线,打破了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航路的局面,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始。来自欧洲的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东南亚,东南亚成为了东西方文化激烈竞争的地区,一方面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很大,同时该地区对伊斯兰教和小乘佛教又有着笃定的信仰,来自中国的儒佛文化在这里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然而在东南亚有两个国家比较例外,它们受中华文明影响较大,始终是儒佛文化圈的一部分,这两个国家就是越南和新加坡。越南地处中南半岛最东端,与中国两广地区接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越南的交趾和占城,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中国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南下,到达的第一个港口就是越南的占城,在占城补给交易后,再继续前行。历史上的越南,曾先后是中国南部边境的一个行政区和附属国,中国文化对其进行了漫长而深刻的影响,对塑造越南文化发挥着主导作用。历代越南王朝都仿照中国中央集权的方式建国,依照中国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考试的内容为儒家经典,儒家的思想观念通过科举考试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越南始终是东南亚地区儒佛文化圈的坚固区域。新加坡位于东南亚马六甲海峡东端门户之处,是中国之外华人占大多数的一个国家,新加坡的出现是长期民间海上贸易,大批华人聚集在东南亚马来半岛南端形成了一个华人聚居区结果。新加坡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1965年被迫独立成一个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国家,因此在社会价值观、风俗习惯上深受中国儒佛文化的影响,是东南亚地区儒佛文化圈的一部分。

  (三)儒佛文化圈在东亚地区的形成

  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等国位于中国的东部,“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发向北沿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航行,最后到达日本,或从东南沿海出发直接到达日本。东亚地区早期只有一些本土的原始宗教,周边没有其他强劲的文化圈,所以中华文明沿“海上丝绸之路“东线传播到这些国家后,对它们产成了主导性影响,在这里形成了非常坚固的儒佛文化区域,它们与越南一起构成了儒佛文化圈的南北两翼。10

  朝鲜与韩国地处东亚的朝鲜半岛上,历史上是一个国家,二战以后分成两个国家,半岛北部仍称作朝鲜,南部称韩国。朝鲜半岛的西部、北部与中国相邻,中国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线可以很容易地传入朝鲜。司马迁的《史记》和朝鲜《三国遗事》上有关于“箕子走之朝鲜”的记载。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据说他曾率领一些商朝子民从东夷(今山东半岛地区)渡海到达朝鲜,教民礼仪田蚕,并颁布制定了《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可以看出古时有中国人曾沿“海上丝绸之路”东线到达朝鲜半岛,把中国文化传到朝鲜,对朝鲜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公元前194年“卫氏朝鲜”算起,到公元1910年“李氏朝鲜”被日本吞并为止,在这2000多年间,朝鲜大部分时期都是中国的一个附属国,受中国影响很大。11朝鲜特别推崇来自中国的儒教与佛教,立佛教为国教,仿照中国太学创立国家教育机构,建立中国式考试制度,以儒家思想培养官员,这些举措促进了儒教与佛教在朝鲜的广泛传播,让朝鲜成为了一个受中华文化影响深刻、崇尚儒佛文化的国家。

  日本地处东亚最东边的海岛上,与中国文明的沟通不如朝鲜方便,对中国文明的最初了解多通过朝鲜作中介进行。公元3世纪时,日本历史上的邪马台国开始绕过朝鲜这个中介,直接与中原地区的曹魏政权接触,了解和吸收中国文化。公元593年,日本社会进入到圣德太子摄政的飞鸟时期,而此时中国进入到封建中央集权最强盛的隋唐时期,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整个飞鸟时期,日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隋唐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移植,来自中国的佛教和儒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影响到日本的历史进程。12公元645年的日本大化改革就是在中国儒学的的强烈影响下进行的。大化改革之后,佛教成为日本国教,中国儒佛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了日本文化之中。

  可以看出,沿着丝绸之路,儒佛文化圈的范围向西到达河西走廊地区,向南到达新加坡,向东到达日本。今天,中国与越南、朝鲜、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一起构成了稳定的儒佛文化圈。

  总之,丝绸之路对于儒佛文化圈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既推动产生了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儒佛文化,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儒佛文化圈。

  期刊架位号[3863]

  (摘自《丝绸之路》 2017/22 文 王少宇)